第982章
吴川在对各位委员提出关于国家体制上的问题时,显然也是经过了相当长久的思考的,因此在今晚的会议上他也就把过去革命委员会的体制做了一个总结。
“…就过去五年多时间东北革命委员会体制的实践来看,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制度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国家体制,并不能完全照搬于我国。
君主立宪制是袁世凯想走的路,不过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共和体制的道路,这条路不走也罢。从英、德、奥匈、俄、日等国的表现来看,君主立宪制度的核心还是依赖于君主和贵族的自我克制,显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满人皇帝和满汉贵族官僚从来不知克制为何物,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获得了权力之后,他们首先想要确保的还是自家的权力和富贵,而不是什么国家民族的富强。去年的华北水灾,已经揭穿了北洋政府的自私和无能。
至于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它需要国民完成初步的资本主义思想启蒙,和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国家经济的控制。所谓代议,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派出代表同皇权进行交涉以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一种方式,西方代议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在英法砍下了两颗国王的脑袋,才迫使欧洲的贵族们做出的让步。
但是我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可上台的北洋政府同样还是地主OTg2NTc=阶级的代表,他们无法清算皇权和自身所处的阶级,自然就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发言。而我国数千年以来的封建伦理思想,既不鼓励民众同皇权进行抗争,也不赞成权力分散于各阶层代表的手中,因此也就没有了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的实施基础。
民元时,国会议员既不代表民众发声,民众又无法监督议员的行动就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那些被选上议员的民众代表,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民众的的代言人,而是把自己视为了不受政府管辖的官员,所以他们他们才会用自己手中的立法权同政府进行利益交换。
而且照目前的国内社会各阶层的分布来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都很弱小,我国毕竟是一个农民人口占据九成以上的农业国,按照传统的乡村习俗,各地的乡绅地主一向都是农民阶层的代表,在没有组织的状况下,没有哪个农民是敢于顶撞大姓、族长和乡绅地主的命令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代议制度的话,那么国会里充斥的必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政府部门里必然充满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所以,我们不可能支持没有限制条件的代议制度,哪怕北洋团体、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或是那些各地的乡绅代表一起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同意这种盲目照搬西方制度的共和体制。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求中央政府选择的体制道路就很清楚了,就是仿照东北现在运行的政权组织方式,对中央政府进行改造。
首先,我以为由革命委员会代表中国人民掌握立法权和监督权是保证人民掌握政权的基本保证,也是未来引导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
m.vipkanshu.
让政府掌握行政权力,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我认为在没有消灭国家这个组织之前,这一基本组织必然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袁世凯担任总统时期让各地将军掌握地方军队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办法,我认为这是非要改掉不可的,毕竟军政分离是现代国家组织的基本,也是保证国家统一的基本。新政府组织起来之后,主要工作应当放在这个工作上面。
至于所谓的恢复国会和恢复宪法,我认为都可以先放一放。只要能够保证委员会对于政府各部门的监督权力和拥有立法权,那么国会暂时不恢复,反倒是确保新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保证。
当然,我们也没必要一定反对国会的恢复,而是给出一些限定条件阻止国会恢复就好。就和我们在东北使用过的办法一样,先建立起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给予各方政治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有讨论议案的权力和向委员会提交建议的权力,但不给他们以立法权和监督权。
这样一来,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代替一部分国会的职权,但是又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政权的控制,同时还能够安抚一部分中间派人士,对于我党的执政地位是有一定稳固作用的。
至于委员会的组成,虽然不能完全照搬东江浙湖汉北北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但是确保党在委员会内占据主导力量,提高工农代表的比例,限制官僚及资产阶级代表的比例,这也是我们同意建立联合政府的前提。各位委员对于我的主张可有什么补充的吗?”
不管是宋云桐还是梁廷栋等主管行政事务的委员,对于吴川所提出的中央政府体制变革,几乎提不出什么意见。虽然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还是比较欣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的,但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向北洋集团低头拱手交出革命果实,和宋教仁案后孙中山丝毫没有共和精神的政治斗争方式,让这些前同盟会成员出身的党员们都大失所望。
跟着吴川在东北建设了五、六年后,大家都认为吴川所主张的民主集中制至少比三权分立制度要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而且吴川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民主集中制度之外,虽然党中央的大部分决议都来自于吴川的主张,但是吴川至少还是在中央委员会议上说服了大家的,而不是直接绕开了民主集中决策。
因此在吴川没有提出对中央政府的体制改革主张之前,在座的委员们就没打算去恢复什么国会和宪法。在他们看来,民初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发的临时约法,本质上就是东北对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妥协,因为当时他们还太过于弱小了。
但是现在这部临时约法既然被袁世凯废除了,他们自然就不想去恢复它了,而是希望在东北的约法基础上进行修改,然后推行到全国。至于后面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天坛宪法草案都和东北没关系,他们根本连提都懒得提了。
而在废除总统负责制、恢复内阁总理负责制和国会的主张上,委员们倒是有些犹豫不决。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委员会制度,对于恢复国会其实并没什么兴趣,但是考虑到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大家又有些担心反对恢复国会将导致共和党的名誉遭到诋毁。
既然吴川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大家自然也就无需再犹豫什么了。不过宋云桐思考了片刻还是向吴川提问道:“如果按照您的主张,那么总统岂不是也同国会一样,毫无存在的必要了?”
吴川微微颔首后回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代表人民实施权力的唯有委员会。日后等到国民的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我们也许会恢复国会,当然那时国会中不会有什么议员,只有人民代表。
到了那个时候,总统这个职位显然是不必要的。只是我们现在还需要这样一个职位,好让我国显得不是那么的特殊。因为我们不是苏俄,抵挡不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攻。”
宋云桐这才大致明白了过来,为什么吴川一直主张没必要去争取总统这个位置,如果按照这个体制去组建新政府的话,确实总统就没什么可争的,不过是一座泥菩萨而已。就连内阁总理,也不过是委员会下属的行政首长,只能按照委员会的决策执行。
他思考了片刻后不由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倒是可以纵容中华革命党和那些立宪民主派对总统的权力进行削弱,他们肯定认为总统的位置不在我们就在北洋,是落不到他们手中的。
接着我们再联合北洋提出暂时不恢复国会,先建立委员会代表国会行使权力。作为交换,我们可以支持徐世昌组建新内阁,然后把孙先生推上总统的位置,拆散中华革命党和立宪民主派的联合…”
吴川想了想便回应道:“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可以让耿谨文操作一下。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给出的条件,那么就选择和北洋、立宪民主派联手组建新政府。当然,前提是新政府必须接受我们消灭地主阶级的主张,否则就没有什么联合政府…”
各位委员们略略讨论了几句,就举手赞成了吴川和宋云桐提出的主张。接着吴川又提出了一个关于欧洲参战部队的议题。
“我国派出的第一批赴欧参战部队已经抵达了意大利,不过之前意大利军方或协约国最高统帅部都打算把我国的军队当做填充壕沟的炮火,不仅拒绝了我赴欧军队在意大利战线司令部派遣代表,也不肯向我军透露所有的战术安排。
虽然,这些赴欧参战部队并不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但是他们在国外代表的是中国军队,我们不可能给协约国统帅部这样一个错觉,认为他们有权把我国军人当成可以消耗的殖民地炮灰。
因此我建议,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驻欧参战部队司令部发电,要求在欧部队拒绝执行意大利和协约国统帅部颁发的一切命令,除非他们同意我军单独组建作战单位和获得前线作战的整体计划…”
这个议题对于在座的委员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感受,如果不是吴川提起他们几乎不会关心赴欧参战部队在欧洲遭遇了什么,因为这只部队和东北几乎没什么关系。现在既然吴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大家只是有些茫然的商议了几句,也就选择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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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过去五年多时间东北革命委员会体制的实践来看,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制度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国家体制,并不能完全照搬于我国。
君主立宪制是袁世凯想走的路,不过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共和体制的道路,这条路不走也罢。从英、德、奥匈、俄、日等国的表现来看,君主立宪制度的核心还是依赖于君主和贵族的自我克制,显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满人皇帝和满汉贵族官僚从来不知克制为何物,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获得了权力之后,他们首先想要确保的还是自家的权力和富贵,而不是什么国家民族的富强。去年的华北水灾,已经揭穿了北洋政府的自私和无能。
至于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它需要国民完成初步的资本主义思想启蒙,和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国家经济的控制。所谓代议,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派出代表同皇权进行交涉以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一种方式,西方代议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在英法砍下了两颗国王的脑袋,才迫使欧洲的贵族们做出的让步。
但是我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可上台的北洋政府同样还是地主OTg2NTc=阶级的代表,他们无法清算皇权和自身所处的阶级,自然就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发言。而我国数千年以来的封建伦理思想,既不鼓励民众同皇权进行抗争,也不赞成权力分散于各阶层代表的手中,因此也就没有了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的实施基础。
民元时,国会议员既不代表民众发声,民众又无法监督议员的行动就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那些被选上议员的民众代表,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民众的的代言人,而是把自己视为了不受政府管辖的官员,所以他们他们才会用自己手中的立法权同政府进行利益交换。
而且照目前的国内社会各阶层的分布来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都很弱小,我国毕竟是一个农民人口占据九成以上的农业国,按照传统的乡村习俗,各地的乡绅地主一向都是农民阶层的代表,在没有组织的状况下,没有哪个农民是敢于顶撞大姓、族长和乡绅地主的命令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代议制度的话,那么国会里充斥的必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政府部门里必然充满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所以,我们不可能支持没有限制条件的代议制度,哪怕北洋团体、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或是那些各地的乡绅代表一起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同意这种盲目照搬西方制度的共和体制。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求中央政府选择的体制道路就很清楚了,就是仿照东北现在运行的政权组织方式,对中央政府进行改造。
首先,我以为由革命委员会代表中国人民掌握立法权和监督权是保证人民掌握政权的基本保证,也是未来引导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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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府掌握行政权力,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我认为在没有消灭国家这个组织之前,这一基本组织必然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袁世凯担任总统时期让各地将军掌握地方军队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办法,我认为这是非要改掉不可的,毕竟军政分离是现代国家组织的基本,也是保证国家统一的基本。新政府组织起来之后,主要工作应当放在这个工作上面。
至于所谓的恢复国会和恢复宪法,我认为都可以先放一放。只要能够保证委员会对于政府各部门的监督权力和拥有立法权,那么国会暂时不恢复,反倒是确保新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保证。
当然,我们也没必要一定反对国会的恢复,而是给出一些限定条件阻止国会恢复就好。就和我们在东北使用过的办法一样,先建立起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给予各方政治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有讨论议案的权力和向委员会提交建议的权力,但不给他们以立法权和监督权。
这样一来,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代替一部分国会的职权,但是又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政权的控制,同时还能够安抚一部分中间派人士,对于我党的执政地位是有一定稳固作用的。
至于委员会的组成,虽然不能完全照搬东江浙湖汉北北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但是确保党在委员会内占据主导力量,提高工农代表的比例,限制官僚及资产阶级代表的比例,这也是我们同意建立联合政府的前提。各位委员对于我的主张可有什么补充的吗?”
不管是宋云桐还是梁廷栋等主管行政事务的委员,对于吴川所提出的中央政府体制变革,几乎提不出什么意见。虽然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还是比较欣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的,但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向北洋集团低头拱手交出革命果实,和宋教仁案后孙中山丝毫没有共和精神的政治斗争方式,让这些前同盟会成员出身的党员们都大失所望。
跟着吴川在东北建设了五、六年后,大家都认为吴川所主张的民主集中制至少比三权分立制度要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而且吴川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民主集中制度之外,虽然党中央的大部分决议都来自于吴川的主张,但是吴川至少还是在中央委员会议上说服了大家的,而不是直接绕开了民主集中决策。
因此在吴川没有提出对中央政府的体制改革主张之前,在座的委员们就没打算去恢复什么国会和宪法。在他们看来,民初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发的临时约法,本质上就是东北对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妥协,因为当时他们还太过于弱小了。
但是现在这部临时约法既然被袁世凯废除了,他们自然就不想去恢复它了,而是希望在东北的约法基础上进行修改,然后推行到全国。至于后面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天坛宪法草案都和东北没关系,他们根本连提都懒得提了。
而在废除总统负责制、恢复内阁总理负责制和国会的主张上,委员们倒是有些犹豫不决。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委员会制度,对于恢复国会其实并没什么兴趣,但是考虑到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大家又有些担心反对恢复国会将导致共和党的名誉遭到诋毁。
既然吴川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大家自然也就无需再犹豫什么了。不过宋云桐思考了片刻还是向吴川提问道:“如果按照您的主张,那么总统岂不是也同国会一样,毫无存在的必要了?”
吴川微微颔首后回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代表人民实施权力的唯有委员会。日后等到国民的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我们也许会恢复国会,当然那时国会中不会有什么议员,只有人民代表。
到了那个时候,总统这个职位显然是不必要的。只是我们现在还需要这样一个职位,好让我国显得不是那么的特殊。因为我们不是苏俄,抵挡不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攻。”
宋云桐这才大致明白了过来,为什么吴川一直主张没必要去争取总统这个位置,如果按照这个体制去组建新政府的话,确实总统就没什么可争的,不过是一座泥菩萨而已。就连内阁总理,也不过是委员会下属的行政首长,只能按照委员会的决策执行。
他思考了片刻后不由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倒是可以纵容中华革命党和那些立宪民主派对总统的权力进行削弱,他们肯定认为总统的位置不在我们就在北洋,是落不到他们手中的。
接着我们再联合北洋提出暂时不恢复国会,先建立委员会代表国会行使权力。作为交换,我们可以支持徐世昌组建新内阁,然后把孙先生推上总统的位置,拆散中华革命党和立宪民主派的联合…”
吴川想了想便回应道:“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可以让耿谨文操作一下。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给出的条件,那么就选择和北洋、立宪民主派联手组建新政府。当然,前提是新政府必须接受我们消灭地主阶级的主张,否则就没有什么联合政府…”
各位委员们略略讨论了几句,就举手赞成了吴川和宋云桐提出的主张。接着吴川又提出了一个关于欧洲参战部队的议题。
“我国派出的第一批赴欧参战部队已经抵达了意大利,不过之前意大利军方或协约国最高统帅部都打算把我国的军队当做填充壕沟的炮火,不仅拒绝了我赴欧军队在意大利战线司令部派遣代表,也不肯向我军透露所有的战术安排。
虽然,这些赴欧参战部队并不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但是他们在国外代表的是中国军队,我们不可能给协约国统帅部这样一个错觉,认为他们有权把我国军人当成可以消耗的殖民地炮灰。
因此我建议,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驻欧参战部队司令部发电,要求在欧部队拒绝执行意大利和协约国统帅部颁发的一切命令,除非他们同意我军单独组建作战单位和获得前线作战的整体计划…”
这个议题对于在座的委员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感受,如果不是吴川提起他们几乎不会关心赴欧参战部队在欧洲遭遇了什么,因为这只部队和东北几乎没什么关系。现在既然吴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大家只是有些茫然的商议了几句,也就选择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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