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1章
当山本达雄讲述着日本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诸多经济纠纷时,内田康哉心里其实还在纠结不已。作为政友会的一员,他当然应该同党魁原敬保持一致,但是作为一名大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他是反对同中国形成平等互利关系的。
作为一名资深的日本外交官,又亲自担任过日本驻华公使,内田自以为自己对于中国是了解的,他实在是难以相信中国人能在短短五年里就改掉了他所见过的那些陋习。
1901—1906年他任驻华公使时,中国底层民众的麻木不仁,上层精英的骄奢淫逸,地主乡绅的愚昧狠毒,都给他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时的内田就觉得,中国人恐怕很难以自己的力量完成开化,必须要在日本的带领下才能解决被西方列强奴役的处境。
而作为第一个在华建立系统的情报网络的日本外交官,内田自然就同那些主张大陆扩张主义的浪人们关系密切,自然也就免不了受到这些大陆浪人所主张的向大陆扩张主义的影响。
但是,1911-1912年的南满作战的失败、1914年对北朝鲜、山东征战的失败,使得大陆浪人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特别是满蒙独立运动的中坚人物随着巴布扎布的覆亡而失踪,更是让大陆浪人团失去了大半骨干。
革命委员会在满蒙地区的根基越来越扎实,使得那些支持大陆扩OTg2NTc=张主义的财阀都减少了对于大陆浪人们的投资,一是因为大陆浪人们的主张越来越难以实现,使得这些财阀们看不到大陆主义实现的希望;二则是这些财阀在满洲地区的投资开始快速增长,为了自己的在华投资利益,这些财阀开始和大陆浪人们进行了切割。
这种现实中发生的变化,使得内田康哉不得不在对华关系上进行谨慎的表态,特别是原敬在登上首相宝座之后,一直主张和中国恢复正常的国际关系,加强在经济上的合作,反对如1911年和1914年的武力干涉中国事务。
原敬的对华外交政策在过去一年里获得了日本经济界的认同,欧战所带来的滚滚金钱,使得日本上下正沉迷于一种到处“成金”的狂热气氛中,船成金、棉纱成金、煤炭成金…成金是日本将棋中的术语,意指自己的小兵走到对手的阵营中后成为了大将,引申到现实中就是指“暴发户”。
也就是说,现在全日本上下都沉迷于追逐金钱成为暴发户的迷梦之中,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破坏了自己的成金梦,跑去同中国人开战。这也是原敬所主张的和平外交能够大获成功,而试图推动日中战争的外相本野一郎不得不下台的主要原因。
虽然在内田康哉看来,欧洲战争不可能一直打下去,日本人的“成金”梦迟早会醒,只有占领了大陆才能让日本解决国内人多地少的诸多问题。但是,本野一郎的下台告诉了他,现在叫醒正做着美梦的日本人是相当具有政治风险的。
因此当原敬点到了自己的名字后,内田康哉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近期中国和英国因为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事件发生的纠纷,法国人试图在天津拓界闹出的风波,一五一十的向阁僚们讲述了一遍,最后他补充道:“…开滦事件和天津法租界拓界事件,现在已经不单单是英、法和中国人之间的单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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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已经达成了协调一致的立场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而俄国公使、意大利公使、比利时公使对英法的立场表示同情,德国公使、奥匈公使则公开指责英法两国在这两起事件中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至于美国公使,虽然就开滦矿务局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表示关切,但对于英法对于北京的发难则未曾发言。不过驻华公使馆倒是传回了一个消息,说美国公使拒绝了英、法两国公使的邀请,和他们保持一致的立场。川上公使报告说,北京公使团内部现在已经四分五裂,难以继续发挥出过去的作用了…”
待到内田康哉发言完毕,原敬这才看着各位阁僚说道:“大致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要决定的,就是在英、法和中国发生冲突时,我国究竟要持何种立场?各位请都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吧?”
在其他阁僚还在思考的时候,山本达雄首先出声说道:“我以为,同盟国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虽然重要,但是保住日本的经济增长势头却更为重要。
战前我国的负债超过了四武亿日元,但是因江浙湖汉北为这场战争增加的对外商品输出,截止去年已经减少了近川亿日元的债务,如果再加上对外债权的增加,这一年半里我国至少赚到了北亿日元以上的额外收益。
只要继续保持去年的经济增长势头,那么到了18年底我国的债务就能转为正字了。而我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对外贸易收益,除了远离欧洲战场外,来自中国的大量原料和半制成品也是我国对外出口增长的基石。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借助英、法对中国施压的机会,逼迫中国在经济上做出让步,从而扩大日本企业的收益,而不是为了英、法和中国人完全交恶。
欧洲大战的机会可不是轻易能够出现的,我们等了40年才等到这样一次机会,就这样轻易错过它的话,那是要受到天谴的…”
大藏相高桥是清很快就站出来支持了山本达雄的意见,并着重强调道:“我国的经济虽然因为欧洲战事而有所好转,但是国家财政的压力其实并没有改善许多。假如在这个时候陷入到对华作战当中去,那么恐怕海军的造舰计划就要暂时缓一缓了…”
海相加藤听了高桥的话,转头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却终于还是保持了沉默。倒是内相后藤语气平和的说道:“我能够理解山本大臣和高桥大臣的想法,在这个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谁也不愿意它被打断,而且还是我们主动去打断它。
不过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我国的外交方针是建筑在日英同盟的基础之上的,失去了日英同盟我国也就失去了在国际事务上的立足点,说的难听一点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东亚孤儿。
刚刚山本大臣也说了,中美双方表现出了越来越接近的姿态,这一东一西两个太平洋沿岸的大国如果联合起来,日本要如何抵抗这样的压力?
第二就是,我国借助欧洲战事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期,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我就想问一问,我们现在和中国相安无事,战后我国在经济上还能压制住中国吗?
我刚刚说的这个中国,是指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那部分中国,而不是现在北京的那个袁世凯政府。想来大家应当不会搞错的。”
后藤新平的话语顿时让内阁诸人都安静了下来,大岛陆相一度很想说点什么支持后藤,但是他最终还是硬生生的按住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看了一眼大岛健一纠结的表情,后藤新平心里也是长叹一声,这位大岛中将终究是缺乏政治才能的,所以没有在事先有通气的状况下,就难以在这种突发的状况下出声支持自己,这也意味着这场内阁会议的走向最终还是要为原敬所左右了。
在后藤在心里暗暗哀叹的时候,原敬果然接过了他的话说道:“后藤大臣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日英同盟的基础最终还是要立足于日本自身的实力上,如果我国过于弱小的话,英国人也不会冒着风险为我们出头。
看看这场大战就知道了,如果不是法国人先对柏林宣战的话,英国还有可能履行自己对俄国的义务吗?反过来也是如此,假如英国真的这么重视同我国的同盟的话,那么前年山东作战时英国人也不会如此轻易的和中国人妥协了。
而想要让日本强大起来,光是充实国防是不够的,改善教育、整备交通、振兴产业都是必须的,而想要做到这三点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从何处而来,只能从贸易中而来。
因此在外交立场上保持同英、法协调的立场我是支持的,但是因为要保持和英、法协调一致的立场而将我国拖入到一场看不到利益的战争当中去,我则是坚决反对的。
在对华关系上,我认为支持中国内部的亲日派分子,利用他们维护我国的在华利益,就是对华外交上的上限,日本决不能过深的介入到中国内政当中去。毕竟中国有将近亿人口,而我国不过才6000万。
过于深入到中国的内政当中,只会让我们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敌视,我们现在也无此能力去左右这亿人的好恶。当然,我并不反对给一些中国地方势力以金钱援助,从而让他们帮助我们牵制住革命委员会,为我们的发展留出足够的时间。”
随着原敬的表态,外相内田康哉也终于拿定了主义说道:“我支持首相阁下的意见,当下日本更适合站在远处隔岸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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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资深的日本外交官,又亲自担任过日本驻华公使,内田自以为自己对于中国是了解的,他实在是难以相信中国人能在短短五年里就改掉了他所见过的那些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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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第一个在华建立系统的情报网络的日本外交官,内田自然就同那些主张大陆扩张主义的浪人们关系密切,自然也就免不了受到这些大陆浪人所主张的向大陆扩张主义的影响。
但是,1911-1912年的南满作战的失败、1914年对北朝鲜、山东征战的失败,使得大陆浪人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特别是满蒙独立运动的中坚人物随着巴布扎布的覆亡而失踪,更是让大陆浪人团失去了大半骨干。
革命委员会在满蒙地区的根基越来越扎实,使得那些支持大陆扩OTg2NTc=张主义的财阀都减少了对于大陆浪人们的投资,一是因为大陆浪人们的主张越来越难以实现,使得这些财阀们看不到大陆主义实现的希望;二则是这些财阀在满洲地区的投资开始快速增长,为了自己的在华投资利益,这些财阀开始和大陆浪人们进行了切割。
这种现实中发生的变化,使得内田康哉不得不在对华关系上进行谨慎的表态,特别是原敬在登上首相宝座之后,一直主张和中国恢复正常的国际关系,加强在经济上的合作,反对如1911年和1914年的武力干涉中国事务。
原敬的对华外交政策在过去一年里获得了日本经济界的认同,欧战所带来的滚滚金钱,使得日本上下正沉迷于一种到处“成金”的狂热气氛中,船成金、棉纱成金、煤炭成金…成金是日本将棋中的术语,意指自己的小兵走到对手的阵营中后成为了大将,引申到现实中就是指“暴发户”。
也就是说,现在全日本上下都沉迷于追逐金钱成为暴发户的迷梦之中,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破坏了自己的成金梦,跑去同中国人开战。这也是原敬所主张的和平外交能够大获成功,而试图推动日中战争的外相本野一郎不得不下台的主要原因。
虽然在内田康哉看来,欧洲战争不可能一直打下去,日本人的“成金”梦迟早会醒,只有占领了大陆才能让日本解决国内人多地少的诸多问题。但是,本野一郎的下台告诉了他,现在叫醒正做着美梦的日本人是相当具有政治风险的。
因此当原敬点到了自己的名字后,内田康哉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近期中国和英国因为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事件发生的纠纷,法国人试图在天津拓界闹出的风波,一五一十的向阁僚们讲述了一遍,最后他补充道:“…开滦事件和天津法租界拓界事件,现在已经不单单是英、法和中国人之间的单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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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公使,虽然就开滦矿务局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表示关切,但对于英法对于北京的发难则未曾发言。不过驻华公使馆倒是传回了一个消息,说美国公使拒绝了英、法两国公使的邀请,和他们保持一致的立场。川上公使报告说,北京公使团内部现在已经四分五裂,难以继续发挥出过去的作用了…”
待到内田康哉发言完毕,原敬这才看着各位阁僚说道:“大致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要决定的,就是在英、法和中国发生冲突时,我国究竟要持何种立场?各位请都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吧?”
在其他阁僚还在思考的时候,山本达雄首先出声说道:“我以为,同盟国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虽然重要,但是保住日本的经济增长势头却更为重要。
战前我国的负债超过了四武亿日元,但是因江浙湖汉北为这场战争增加的对外商品输出,截止去年已经减少了近川亿日元的债务,如果再加上对外债权的增加,这一年半里我国至少赚到了北亿日元以上的额外收益。
只要继续保持去年的经济增长势头,那么到了18年底我国的债务就能转为正字了。而我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对外贸易收益,除了远离欧洲战场外,来自中国的大量原料和半制成品也是我国对外出口增长的基石。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借助英、法对中国施压的机会,逼迫中国在经济上做出让步,从而扩大日本企业的收益,而不是为了英、法和中国人完全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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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加藤听了高桥的话,转头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却终于还是保持了沉默。倒是内相后藤语气平和的说道:“我能够理解山本大臣和高桥大臣的想法,在这个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谁也不愿意它被打断,而且还是我们主动去打断它。
不过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我国的外交方针是建筑在日英同盟的基础之上的,失去了日英同盟我国也就失去了在国际事务上的立足点,说的难听一点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东亚孤儿。
刚刚山本大臣也说了,中美双方表现出了越来越接近的姿态,这一东一西两个太平洋沿岸的大国如果联合起来,日本要如何抵抗这样的压力?
第二就是,我国借助欧洲战事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经济发展机遇期,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我就想问一问,我们现在和中国相安无事,战后我国在经济上还能压制住中国吗?
我刚刚说的这个中国,是指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那部分中国,而不是现在北京的那个袁世凯政府。想来大家应当不会搞错的。”
后藤新平的话语顿时让内阁诸人都安静了下来,大岛陆相一度很想说点什么支持后藤,但是他最终还是硬生生的按住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看了一眼大岛健一纠结的表情,后藤新平心里也是长叹一声,这位大岛中将终究是缺乏政治才能的,所以没有在事先有通气的状况下,就难以在这种突发的状况下出声支持自己,这也意味着这场内阁会议的走向最终还是要为原敬所左右了。
在后藤在心里暗暗哀叹的时候,原敬果然接过了他的话说道:“后藤大臣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日英同盟的基础最终还是要立足于日本自身的实力上,如果我国过于弱小的话,英国人也不会冒着风险为我们出头。
看看这场大战就知道了,如果不是法国人先对柏林宣战的话,英国还有可能履行自己对俄国的义务吗?反过来也是如此,假如英国真的这么重视同我国的同盟的话,那么前年山东作战时英国人也不会如此轻易的和中国人妥协了。
而想要让日本强大起来,光是充实国防是不够的,改善教育、整备交通、振兴产业都是必须的,而想要做到这三点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从何处而来,只能从贸易中而来。
因此在外交立场上保持同英、法协调的立场我是支持的,但是因为要保持和英、法协调一致的立场而将我国拖入到一场看不到利益的战争当中去,我则是坚决反对的。
在对华关系上,我认为支持中国内部的亲日派分子,利用他们维护我国的在华利益,就是对华外交上的上限,日本决不能过深的介入到中国内政当中去。毕竟中国有将近亿人口,而我国不过才6000万。
过于深入到中国的内政当中,只会让我们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敌视,我们现在也无此能力去左右这亿人的好恶。当然,我并不反对给一些中国地方势力以金钱援助,从而让他们帮助我们牵制住革命委员会,为我们的发展留出足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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