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2章
而进入五月之后,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也迎来了第一次政治危机。4月24日,在南方组阁的唐绍仪抵达天津,次日到京城。随行的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和农林总长宋教仁及部员数十人。
4月26日,唐内阁于总统府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定每周二四六于国务院开会,一三五日于总统府开会,下午治部事。
但是唐绍仪因为在此前加入了同盟会,此次还以赞同南方民党阁员带兵北上以换取他们加入内阁的行为,遭到了北洋派官僚的不满和攻击。其次唐绍仪回京后支持由南方民党人士接任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这不仅引起了三省现任都督的不满,也令袁世凯警惕了起来。直隶都督就是前清的直隶总督,这一职位维系着京城和北洋集团的安危,袁世凯自然是不肯让出给民党的。
于是在袁世凯的默认下,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带头发难,弹劾唐绍仪“依势附利,借同盟会为奥援,植党营私,扼交通部为利薮,不顾大局,但徇私情,遇事依违,因循误国”,并在市面上流传出了唐总理之位不保的传言。
虽然此类传言并不代表唐真的要倒台,但是已经说明唐失去了北洋上下的信任。而唐绍仪和内务总长赵秉钧之间爆发的矛盾,更是加速了唐绍仪内阁的倒台。
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改变治边政策,以“五族共和”和“内政统一”为名,试图消除内地和边疆在政治上的差异,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即“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为此,裁撤理藩部,其事务划归内务部管辖。
赵秉钧调用旧理藩部司员数十人到内务部新设的蒙藏事务处任职,而唐绍仪却想多用南方人员,少用旧人。这立刻引发了旧理藩部司员的不满,这些人和赵秉钧相熟,也不愿让其为难就干脆一体辞职,但这便让内务部陷入了瘫痪之中。
赵秉钧不得不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出席了5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调停唐赵两人的矛盾,但未过几日赵秉钧再次前往总统府,向袁当面再次要求辞职。
袁世凯对于这两人的矛盾也是感觉棘手,他对身边人哀叹道,“总理易人,则国务院必须全体解散,方兹大局危迫,更张殊觉不妥,且将来新人物欲一一得参议院之同意,于情势亦多窒碍。”
唐绍仪在失去北洋集团的信任和支持后,很快便受到了其他党派的猛烈攻击。起因是民国政府财政困难,唐绍仪不待新内阁成立,便同华比银行单独签订借款100万英镑合同,以应急需。
但是随着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四国银行团于5月正式提出抗议,因前清度支部的主管官员早已承诺,在未来大宗政治借款上将优先考虑银行团。唐绍仪当即向银行团提出质问,“为什么你们不向革命委员会抗议?他们现在在关外不也正向银行团之外的银行筹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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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团代表立刻回道:“革命委员会并非中国政府,且他们并不是政治借款而是商业贷款。不过既然唐总理你这么说了,那么我们也郑重表示向贵政府抗议,请你们立刻阻止革命委员会的借款行为,我们要求满洲事业的开发也应当归纳在银行团的贷款范围之内…”
对于四国银行团的无理要求和欺软怕硬,唐绍仪只能拂袖而去。但是六国公使很快站出来为银行团撑腰,并提出了借款条件:除退还续借比款外,还需监督借款用途。据说,此项要求是因唐绍仪此前赴南方“共用银五百万,并无簿记可凭”,失去外交信用,故银行团“以中国财政前途如此危险,坚持非监督财政,决不滥予巨款”。
唐绍仪拒绝了监督借款用途的要求,并表示,如果向银行团借款不成,他将向国内绅富劝募公债。借款谈判于是陷入僵局。之后,唐绍仪决定把借款事务交给财政总长熊希龄接办。
听说了这起外交冲突后,一些参议员以“借款滥用”为由,对唐绍仪进行声讨。袁世凯不得不出面向参议院为其缓和解释。
而熊希龄这边接手大借款谈判后,在他的努力交涉下,银行团同意不再派员监督财政,改设借款管理员,“中外各派一员,会同监理用途”。双方约定第一批借款1000万英镑,后批借款约4000万英镑,允即交银300万两。
眼看着北京政府总算走上了正轨,但是5月23日参议院召开闭门会议时,中国共和党籍参议员以张伯烈、李国珍为首领,对唐绍仪突然发难,对其进行了强烈的诘责,把唐绍仪问的无言以对。
边上的熊希龄一度要求发言为唐辩护,但是李国珍再次上台,言唐在外交上的失败“实陷吾国外交上之地位于一败涂地,非徒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
唐绍仪气的发昏,离开参议院后便对人讲,“吾生平未经如此之蹧蹋,再到参议院者,必非人类”。
中国共和党是以原立宪派人士为中心组成的政党,为表示和东北的共和党加以区别,故加以中国两字。此外参议院内尚有共和统一会、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的统一共和党。
南京临时参议院因为被同盟会所控制,因此在各省议会的施压下,在迁往北京之前进行了改选和补选,于是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就形成了同盟会、共和党、中国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四派。
共和党自从退出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再次派出代表参加北京参议院后就失去了介入中央政府的兴趣,除了有关东北、内外蒙古和山东事务外,几乎对其他事务漠不关心。
和北洋集团联手的立宪派势力大增,这些原立宪派精英就试图重新洗牌,将同盟会先赶下去由自己和北洋联合执政。此前中国共和党就先是与统一共和党联手,将同盟会籍的议长林森赶下了台,由两党瓜分正、副议长席位,现在又以借款失败为由,攻击唐绍仪。在他们眼里,加入了同盟会的唐绍仪其实就是同盟会的代表。
此次会议之后,正在南京留守处的黄兴听说内阁借到了款子,一度发电北京要求尽快拨款好安排遣散部队。但是随着借款合同内容的公布,黄兴又发电指责熊希龄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损失国权处极多”,且“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
这下熊希龄也是愤怒了,他一边发电为自己解释,一边干脆停止了对南京方面的拨款。
黄兴这个南京留守,也就是所谓的南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但并无财政权力。袁世凯又下令,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南京留守即行裁撤。所以南京留守几乎只是一个临时办事的职位,还是干着去替北洋得罪人的裁军事务。
黄兴对于财政总长的指责,不过是给自己挖了个坑。虽然江苏一直以来是前清的钱囊,但是在打了一场,几十万军队又驻扎了数月后,江苏的省库是空空如也了。
而此时南京一带驻扎着16个师及杂编军队,约20万人。之前因为军饷不济已经闹过一次兵变了,眼下北京再卡住了拨款,黄兴自然傻眼了。
且之前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军人退伍。至5月初,裁遣军队已经达7、8万人。但同盟会又挑选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组建第八师,该师从师长到营、连长都是日本陆士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
这种一面号召爱国退伍,一面又招兵充实嫡系部队的行动,自然引起了被裁撤官兵的不满,再加上北京停止了拨款,于是留守府只好停止了充实第八师。5月底,袁世凯通电告诉张謇,准备撤除南京留守府。6月14日,黄兴通电宣布解职。
于此同时,耿谨文通电北京政府言:革命军人为了缔造共和抛头颅撒热血,如今共和成功了,就可以随意弃革命功臣于不顾了吗?吴川也随即登报发表评论,一、临时政府应当妥善安置革命军人,而不是去妥善安顿前清皇室、遗老;二革命委员会虽然能力不足,但是也愿意为革命同志尽一份力,有愿意来东北和我们一起建设祖国边疆的革命同志,革命委员会必将尽力安置。
耿谨文、姜文卿随即在长江各省设立的招募点,开始大批招募移民前往东北。革命委员会的表态不仅打了同盟会一个耳光,也让袁世凯不得不出面澄清他并没有弃共和功臣于不顾的意思,并责令财政部拨款安置遣散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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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唐内阁于总统府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定每周二四六于国务院开会,一三五日于总统府开会,下午治部事。
但是唐绍仪因为在此前加入了同盟会,此次还以赞同南方民党阁员带兵北上以换取他们加入内阁的行为,遭到了北洋派官僚的不满和攻击。其次唐绍仪回京后支持由南方民党人士接任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这不仅引起了三省现任都督的不满,也令袁世凯警惕了起来。直隶都督就是前清的直隶总督,这一职位维系着京城和北洋集团的安危,袁世凯自然是不肯让出给民党的。
于是在袁世凯的默认下,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带头发难,弹劾唐绍仪“依势附利,借同盟会为奥援,植党营私,扼交通部为利薮,不顾大局,但徇私情,遇事依违,因循误国”,并在市面上流传出了唐总理之位不保的传言。
虽然此类传言并不代表唐真的要倒台,但是已经说明唐失去了北洋上下的信任。而唐绍仪和内务总长赵秉钧之间爆发的矛盾,更是加速了唐绍仪内阁的倒台。
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改变治边政策,以“五族共和”和“内政统一”为名,试图消除内地和边疆在政治上的差异,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即“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为此,裁撤理藩部,其事务划归内务部管辖。
赵秉钧调用旧理藩部司员数十人到内务部新设的蒙藏事务处任职,而唐绍仪却想多用南方人员,少用旧人。这立刻引发了旧理藩部司员的不满,这些人和赵秉钧相熟,也不愿让其为难就干脆一体辞职,但这便让内务部陷入了瘫痪之中。
赵秉钧不得不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出席了5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调停唐赵两人的矛盾,但未过几日赵秉钧再次前往总统府,向袁当面再次要求辞职。
袁世凯对于这两人的矛盾也是感觉棘手,他对身边人哀叹道,“总理易人,则国务院必须全体解散,方兹大局危迫,更张殊觉不妥,且将来新人物欲一一得参议院之同意,于情势亦多窒碍。”
唐绍仪在失去北洋集团的信任和支持后,很快便受到了其他党派的猛烈攻击。起因是民国政府财政困难,唐绍仪不待新内阁成立,便同华比银行单独签订借款100万英镑合同,以应急需。
但是随着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四国银行团于5月正式提出抗议,因前清度支部的主管官员早已承诺,在未来大宗政治借款上将优先考虑银行团。唐绍仪当即向银行团提出质问,“为什么你们不向革命委员会抗议?他们现在在关外不也正向银行团之外的银行筹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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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国银行团的无理要求和欺软怕硬,唐绍仪只能拂袖而去。但是六国公使很快站出来为银行团撑腰,并提出了借款条件:除退还续借比款外,还需监督借款用途。据说,此项要求是因唐绍仪此前赴南方“共用银五百万,并无簿记可凭”,失去外交信用,故银行团“以中国财政前途如此危险,坚持非监督财政,决不滥予巨款”。
唐绍仪拒绝了监督借款用途的要求,并表示,如果向银行团借款不成,他将向国内绅富劝募公债。借款谈判于是陷入僵局。之后,唐绍仪决定把借款事务交给财政总长熊希龄接办。
听说了这起外交冲突后,一些参议员以“借款滥用”为由,对唐绍仪进行声讨。袁世凯不得不出面向参议院为其缓和解释。
而熊希龄这边接手大借款谈判后,在他的努力交涉下,银行团同意不再派员监督财政,改设借款管理员,“中外各派一员,会同监理用途”。双方约定第一批借款1000万英镑,后批借款约4000万英镑,允即交银300万两。
眼看着北京政府总算走上了正轨,但是5月23日参议院召开闭门会议时,中国共和党籍参议员以张伯烈、李国珍为首领,对唐绍仪突然发难,对其进行了强烈的诘责,把唐绍仪问的无言以对。
边上的熊希龄一度要求发言为唐辩护,但是李国珍再次上台,言唐在外交上的失败“实陷吾国外交上之地位于一败涂地,非徒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
唐绍仪气的发昏,离开参议院后便对人讲,“吾生平未经如此之蹧蹋,再到参议院者,必非人类”。
中国共和党是以原立宪派人士为中心组成的政党,为表示和东北的共和党加以区别,故加以中国两字。此外参议院内尚有共和统一会、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的统一共和党。
南京临时参议院因为被同盟会所控制,因此在各省议会的施压下,在迁往北京之前进行了改选和补选,于是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就形成了同盟会、共和党、中国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四派。
共和党自从退出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再次派出代表参加北京参议院后就失去了介入中央政府的兴趣,除了有关东北、内外蒙古和山东事务外,几乎对其他事务漠不关心。
和北洋集团联手的立宪派势力大增,这些原立宪派精英就试图重新洗牌,将同盟会先赶下去由自己和北洋联合执政。此前中国共和党就先是与统一共和党联手,将同盟会籍的议长林森赶下了台,由两党瓜分正、副议长席位,现在又以借款失败为由,攻击唐绍仪。在他们眼里,加入了同盟会的唐绍仪其实就是同盟会的代表。
此次会议之后,正在南京留守处的黄兴听说内阁借到了款子,一度发电北京要求尽快拨款好安排遣散部队。但是随着借款合同内容的公布,黄兴又发电指责熊希龄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损失国权处极多”,且“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
这下熊希龄也是愤怒了,他一边发电为自己解释,一边干脆停止了对南京方面的拨款。
黄兴这个南京留守,也就是所谓的南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但并无财政权力。袁世凯又下令,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南京留守即行裁撤。所以南京留守几乎只是一个临时办事的职位,还是干着去替北洋得罪人的裁军事务。
黄兴对于财政总长的指责,不过是给自己挖了个坑。虽然江苏一直以来是前清的钱囊,但是在打了一场,几十万军队又驻扎了数月后,江苏的省库是空空如也了。
而此时南京一带驻扎着16个师及杂编军队,约20万人。之前因为军饷不济已经闹过一次兵变了,眼下北京再卡住了拨款,黄兴自然傻眼了。
且之前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军人退伍。至5月初,裁遣军队已经达7、8万人。但同盟会又挑选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组建第八师,该师从师长到营、连长都是日本陆士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
这种一面号召爱国退伍,一面又招兵充实嫡系部队的行动,自然引起了被裁撤官兵的不满,再加上北京停止了拨款,于是留守府只好停止了充实第八师。5月底,袁世凯通电告诉张謇,准备撤除南京留守府。6月14日,黄兴通电宣布解职。
于此同时,耿谨文通电北京政府言:革命军人为了缔造共和抛头颅撒热血,如今共和成功了,就可以随意弃革命功臣于不顾了吗?吴川也随即登报发表评论,一、临时政府应当妥善安置革命军人,而不是去妥善安顿前清皇室、遗老;二革命委员会虽然能力不足,但是也愿意为革命同志尽一份力,有愿意来东北和我们一起建设祖国边疆的革命同志,革命委员会必将尽力安置。
耿谨文、姜文卿随即在长江各省设立的招募点,开始大批招募移民前往东北。革命委员会的表态不仅打了同盟会一个耳光,也让袁世凯不得不出面澄清他并没有弃共和功臣于不顾的意思,并责令财政部拨款安置遣散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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