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0章
自江浙联军攻下南京之后,南北战事就暂时停了下来。武汉这边是清军强而民军弱,故迫切的需要和平以重整力量。
至于南京、浙江、上海这边,在联军攻下南京之后,张勋一路退到了徐州,几乎让出了整个江苏地区,让民军终于一洗武汉战事失利的耻辱。
只是在这个时候支持联军的江浙立宪派和同盟会完全掌握的上海都督府,却也开始呼吁起和平,反对继续联军北伐了。
以张謇为首的江浙立宪派之所以支持革命,一是因为清政府不能保护国内资本的发展;二便是如盛宣怀这样的官僚资本一直在联合外国资本打压民族资本。因此在看到清政府毫无顾忌的颁发铁路国有化政策,连他们自己合法的财产都无法获得保护之后,干脆就顺应了革命大潮,支持了革命。
但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且辛亥革命又是一次无组织的突发事件,因此革命队伍中龙蛇混杂,既有品行高洁的革命者,也有浑水摸鱼的会党、军头,这也就使得各省革命爆发之后社会秩序迅速破坏,而各省革命政权却无力维持的局面。
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失衡状况下,满清的政权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地方上的富室大户同样也失去了过去的权威,成为了败军或胜利者的敲诈打劫对象。虽然江浙一带向来秩序良好,但是在革命爆发之后也出现了浙江农民自发的起义事件。
于是本就是投机于革命的立宪派士绅立刻转变了对于革命的支持,认为当前最为要紧的还是尽快恢复地方上的秩序,以保证自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当前能够快速稳定社会秩序的,显然不是南方政出多门的各省都督府,而是北方的北洋集团或关外的革命委员会。
只是革命委员会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甚至连日本人都吃了败仗,但是这个革命政权对于地方士绅的打压却也太过凶狠了些。一些原本和日本人关系不错的奉天士绅,在接受了革命军的政治教育后立刻逃离了家乡,有节操的跑进了关内,没有节操的则干脆逃去了大连,在这些逃亡士绅的口中,革命委员会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恶魔了。
这样一来,各地立宪派士绅的选择就剩下了袁世凯。他们希望南北议和,一边凭借着革命的力量迫使北京同意制定一部宪法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力;一边则又希望议和之后能够依赖袁世凯的力量尽快恢复地方秩序,打击那些过于激进的革命者。
至于陈其美率领的上海都督府之所以也赞成停止北伐,实在是因为江浙联军的领导者是光复会而不是同盟会,江浙联军在南京这边打的很好,继续北伐说不定还能再立奇功,但这也反衬出了同盟会率领的武汉联军在战事上的拙劣表现。
由于陈其美之前一直不肯放弃上海出征南京,这就使得同盟会虽然在革命者中名望为最高,但是在实绩上却几乎没什么建树。即便撇开关外的革命委员会不谈,同盟会现在也拿不出一个足以压住各省都督府的领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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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虽然在同盟会内部声名鹊起,但是对外则和吴川一样,在革命爆发之前不为外人所知。而能够同孙中山齐名的黄兴,却又因为阳夏保卫战中的失利和对各省军队的批评,导致人望大跌。于是同盟会此时在国内的领导人物,居然还压不住一个半路出家革命的黎元洪。
眼下看着光复会众人借助南京一役开始在国内声名鹊起,把自己的影响力向着全国扩散,陈其美领导的上海都督府自然开始主张和平解决满清了。一方面可以借助南北议和确立同盟会在各省革命者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等待孙中山回国重新凝聚同盟会的人心。
在这两方的共同发难下,攻下了南京的江浙联军终于停下了脚步,而各省也终于响应了同盟会的倡导,派出代表前往南京讨论成立临时政府一事。之前仗着革命首义的名头,一直视自己为革命中央政府的湖北军政府,在连武昌都差点没守住的状况下,只能向江浙联军和同盟会屈服。
此前关外的革命委员会因为局促于北满,对关内的影响力太小,因此湖北军政府并不认为革命委员会能够和自己并列。即便是邀请了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来武汉商议国是,也只是把其视为了在自己之下的一个分省都督府。
不过随着革命委员会击退清日联军进入南满,正式统一了关外三省之地后,代表革命委员会南下武汉的耿瑾文、姜文卿等5名代表的地位便迅速提升了。
在各省革命都督府的代表眼中,随着武汉军政府被清军差点击溃后,武力上能够压制北洋集团的就只剩下关外的革命委员会了。江浙联军虽然打下了南京,但是张勋所部不过是北洋的外围,还算不上真正的北洋嫡系,如果袁世凯真的调动北洋六镇出击,江浙联军恐怕也是难以取胜的。
这样一来,在正面击溃了北洋嫡系并打退了日军的国民革命军就显得难能可贵了。这一仗不仅打掉了北洋军的气势,也打出了国民的自豪感,就连驻扎于武汉的日军对于中国人也客气了不少。虽然上海一些报纸曾经谩骂过,说革命委员会是一群黄俄,没有权力代表中国革命。
但是随着关外这一仗的消息传开,这些报纸就立刻得了失忆症,不仅删去了自己过去的报道,转而为革命委员会歌功颂德了起来,称赞国民革命军实乃民族之英雄,共和之依靠。
知道内情的人士虽然沉默不语,心里却都明白,这些报纸之前都为上海都督府所控制,之前批评革命委员会是为了打击对方的声望,以确保同盟会对于革命的领导权。但是随着当前中国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出现了同盟会、光复会和武汉军政府、革命委员会的四方角逐。
武汉战事的失利,让同盟会和武汉军政府的声誉都大受打击。而南京的攻克,四平-铁岭战役的结束,使得光复会和革命委员会这两个过去革命的配角突然站到了国人面前。虽然革命委员会的胜利大涨了国人的志气,但是依然无法和攻克南京的政治意义相提并论,毕竟眼下的革命大局是反清而不是国战。
因此同盟会虽然在名义上还领导着革命,但是在实力上已经很难压制光复会和革命委员会了。至于武汉军政府,几乎已经在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出局。原本反同盟会的内地各省都督府,因为现在有了革命委员会这个更好的选择,也纷纷转而向革命委员会的代表示好。只剩下了一些立宪派掌握权力的省份还在支持着黎元洪,寄希望于黎元洪能够代表他们同袁世凯握手言和,恢复社会秩序。
在这样的局势下,上海都督府自然不会再去激怒革命委员会,从而防止革命委员会和光复会联合,最终将同盟会从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上拉下来。于是被其所控制的报纸,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评价也就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弯。
不过耿瑾文、姜文卿等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在这种突然门庭若市的登门拜访中却还保持住了足够的理智。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示好的对象是他们背后的革命委员会,可不是他们这些人。而革命委员会委派代表的方式和各省都督府并不类似,并不是以私人之亲密程度来委派的。
因此,其他各省之代表,要么真能左右本省政治集团之决定,要么就是某些有力人士的传声筒。但是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他们只能在革命委员会制定的框架下作有限的自由发挥。故众人虽然振奋莫名,却也没有忘乎所以。
12月4日,上海、江苏、浙江三都督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预备让黄兴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是因为外有湖北军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共同反对,内有光复会扯后腿,这项决议最终以黄兴主动拒绝而宣告废止。
于是在光复会的倡议下,决定由各省派出代表前往南京讨论临时政府的成立。12月12日,十六省44名代表陆续赶到南京后,便在南京城内召开了会议。
会上各省代表陆续发言,认为当前组建一个临时政府集合各省革命力量是最要紧的急务,于是同盟会试图维持前些日子三都督做出的决议,但是光复会并不愿意让黄兴来组建这个临时政府,可光复会自身还推不出什么有力人选,又出于对革命委员会的忌惮,于是干脆建议修改决议的内容,让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作为副元帅。
当发言机会论到耿瑾文面前时,这位年青的革命委员会代表起身后冷峻的扫视了一圈会议桌前的众人后,这才神情严肃的开口说道:“老实说,我对于本次大会是失望的。我原本以为,我们聚集于此地是为了决定未来中国之前途的,但是没有想到各位开口闭口都想把责任推给某个人,由某人来决定未来中国之命运。这岂不是打倒了满人的皇帝,却又扶起了一个汉人皇帝?这样的革命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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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南京、浙江、上海这边,在联军攻下南京之后,张勋一路退到了徐州,几乎让出了整个江苏地区,让民军终于一洗武汉战事失利的耻辱。
只是在这个时候支持联军的江浙立宪派和同盟会完全掌握的上海都督府,却也开始呼吁起和平,反对继续联军北伐了。
以张謇为首的江浙立宪派之所以支持革命,一是因为清政府不能保护国内资本的发展;二便是如盛宣怀这样的官僚资本一直在联合外国资本打压民族资本。因此在看到清政府毫无顾忌的颁发铁路国有化政策,连他们自己合法的财产都无法获得保护之后,干脆就顺应了革命大潮,支持了革命。
但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且辛亥革命又是一次无组织的突发事件,因此革命队伍中龙蛇混杂,既有品行高洁的革命者,也有浑水摸鱼的会党、军头,这也就使得各省革命爆发之后社会秩序迅速破坏,而各省革命政权却无力维持的局面。
在这种社会秩序的失衡状况下,满清的政权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地方上的富室大户同样也失去了过去的权威,成为了败军或胜利者的敲诈打劫对象。虽然江浙一带向来秩序良好,但是在革命爆发之后也出现了浙江农民自发的起义事件。
于是本就是投机于革命的立宪派士绅立刻转变了对于革命的支持,认为当前最为要紧的还是尽快恢复地方上的秩序,以保证自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当前能够快速稳定社会秩序的,显然不是南方政出多门的各省都督府,而是北方的北洋集团或关外的革命委员会。
只是革命委员会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甚至连日本人都吃了败仗,但是这个革命政权对于地方士绅的打压却也太过凶狠了些。一些原本和日本人关系不错的奉天士绅,在接受了革命军的政治教育后立刻逃离了家乡,有节操的跑进了关内,没有节操的则干脆逃去了大连,在这些逃亡士绅的口中,革命委员会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恶魔了。
这样一来,各地立宪派士绅的选择就剩下了袁世凯。他们希望南北议和,一边凭借着革命的力量迫使北京同意制定一部宪法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力;一边则又希望议和之后能够依赖袁世凯的力量尽快恢复地方秩序,打击那些过于激进的革命者。
至于陈其美率领的上海都督府之所以也赞成停止北伐,实在是因为江浙联军的领导者是光复会而不是同盟会,江浙联军在南京这边打的很好,继续北伐说不定还能再立奇功,但这也反衬出了同盟会率领的武汉联军在战事上的拙劣表现。
由于陈其美之前一直不肯放弃上海出征南京,这就使得同盟会虽然在革命者中名望为最高,但是在实绩上却几乎没什么建树。即便撇开关外的革命委员会不谈,同盟会现在也拿不出一个足以压住各省都督府的领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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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方的共同发难下,攻下了南京的江浙联军终于停下了脚步,而各省也终于响应了同盟会的倡导,派出代表前往南京讨论成立临时政府一事。之前仗着革命首义的名头,一直视自己为革命中央政府的湖北军政府,在连武昌都差点没守住的状况下,只能向江浙联军和同盟会屈服。
此前关外的革命委员会因为局促于北满,对关内的影响力太小,因此湖北军政府并不认为革命委员会能够和自己并列。即便是邀请了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来武汉商议国是,也只是把其视为了在自己之下的一个分省都督府。
不过随着革命委员会击退清日联军进入南满,正式统一了关外三省之地后,代表革命委员会南下武汉的耿瑾文、姜文卿等5名代表的地位便迅速提升了。
在各省革命都督府的代表眼中,随着武汉军政府被清军差点击溃后,武力上能够压制北洋集团的就只剩下关外的革命委员会了。江浙联军虽然打下了南京,但是张勋所部不过是北洋的外围,还算不上真正的北洋嫡系,如果袁世凯真的调动北洋六镇出击,江浙联军恐怕也是难以取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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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局势下,上海都督府自然不会再去激怒革命委员会,从而防止革命委员会和光复会联合,最终将同盟会从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上拉下来。于是被其所控制的报纸,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评价也就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弯。
不过耿瑾文、姜文卿等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在这种突然门庭若市的登门拜访中却还保持住了足够的理智。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示好的对象是他们背后的革命委员会,可不是他们这些人。而革命委员会委派代表的方式和各省都督府并不类似,并不是以私人之亲密程度来委派的。
因此,其他各省之代表,要么真能左右本省政治集团之决定,要么就是某些有力人士的传声筒。但是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他们只能在革命委员会制定的框架下作有限的自由发挥。故众人虽然振奋莫名,却也没有忘乎所以。
12月4日,上海、江苏、浙江三都督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预备让黄兴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是因为外有湖北军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共同反对,内有光复会扯后腿,这项决议最终以黄兴主动拒绝而宣告废止。
于是在光复会的倡议下,决定由各省派出代表前往南京讨论临时政府的成立。12月12日,十六省44名代表陆续赶到南京后,便在南京城内召开了会议。
会上各省代表陆续发言,认为当前组建一个临时政府集合各省革命力量是最要紧的急务,于是同盟会试图维持前些日子三都督做出的决议,但是光复会并不愿意让黄兴来组建这个临时政府,可光复会自身还推不出什么有力人选,又出于对革命委员会的忌惮,于是干脆建议修改决议的内容,让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作为副元帅。
当发言机会论到耿瑾文面前时,这位年青的革命委员会代表起身后冷峻的扫视了一圈会议桌前的众人后,这才神情严肃的开口说道:“老实说,我对于本次大会是失望的。我原本以为,我们聚集于此地是为了决定未来中国之前途的,但是没有想到各位开口闭口都想把责任推给某个人,由某人来决定未来中国之命运。这岂不是打倒了满人的皇帝,却又扶起了一个汉人皇帝?这样的革命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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