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1章
吴川看了看坐在自己面前的两人,又把目光转向了炉子中变幻不定的橘黄色火焰,沉思了许久才回道:“不能不说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我怎么去计划,我都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就如同05年的俄国革命起源于一个突发性的群体事件,沙皇的卫兵向着前来皇宫前示威的群众开了枪,但事实上领导群众前来皇宫前游行的牧师却是密探局的线人。这位牧师带着群众前往皇宫前游行,只是为了想让沙皇展现自己的仁慈,从而打消群众被左翼人士激发出来的反战和反政府情绪,结果群众得到的只有子弹。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那些沙皇卫兵采取了这样愚蠢的行动,从而激发了全国群众对于星期日血案的同情,05年的革命还会不会爆发。
而北满的革命爆发同样掺杂着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当然共和党一直在努力控制着,不让这些不可控因素干预到革命的进程。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革命就像是一艘在运河上前进的轮船,一旦我们确定了方向,就很难再令其转向,除非我们先拉上蒸汽闸门。
在我们和日本没有爆发冲突之前,革命委员会也许还有着其他选择,但是当这场战争爆发之后,革命的主导权力事实上正在远离我们。从现在开始,这场革命的成功与否将越来越取决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发展和各帝国主义的判断。”
斯维尔德洛夫同样陷入了沉思,过了许久方才冷静的说道:“我承认你说的是正确的,革命委员会越是和日本相持下去,沙皇政府的动向就越难以预测。
根据我们现在的情报,俄国驻库伦领事和驻海拉尔副领事,都在煽动当地的蒙古人从中国独立出去。我们和日本人打的越激烈,那么俄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就越是蠢蠢欲动。
而俄帝国主义分子的行动又会刺激到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下,革命委员会的力量确实是难以捍卫革命的政权的。但我们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起码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中俄人民还是会起来保护革命政权的。”
捷尔任斯基同意斯维尔德洛夫的意见,认为即便吴川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大潮正在退去,但是党不能因此而放弃挽救革命的努力,“…好歹我们手中现在也有十几万的军队,二十几万的革命追随者,数百万的人口,怎么能够就怎么向帝国主义投降呢?”
吴川马上为自己辩解道:“我并不是主张大家接受革命低潮到来的结局,并向帝国主义投降。我只是想要提醒党内的同志,在革命低潮到来之际,我们要预先做好准备了。
我一早就对党内的同志说过,革命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在北满建立起来,是依靠着帝国主义在满洲地区的矛盾冲突所至。正因为俄国、日本、美国、英国对于满洲这片土地都有着各自的野心,所以这些帝国主义才不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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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尔德洛夫立刻抓住了吴川话中的重点问道:“难道我们不能继续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将革命政权维持下去吗?”
吴川沉默了半响后回道:“并不是不可能,当前世界的中心还是在欧洲,对于英、法、德、俄、美等列强来说,欧洲的利益总是高于他们在东亚的利益的。
所以,只要欧洲出现了问题,除了日本之外,各列强都会寻求暂时给与世界其他地方安宁,以确保他们可以把力量完全用于欧洲利益的争夺。只是这种安宁的代价,或是帝国主义暂时从某些地方撤离,给与当地势力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但也有可能是帝国主义重新划分欧洲之外的势力范围,把一些自己无力控制的地区丢给自己的盟友。
比如当前的欧洲时局,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的形成,使得这个世界日益分裂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俄国和日本都是协议国的一份子,虽然他们之间对于满洲、蒙古及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力有着矛盾,但是在协约国和同盟国对立的状况下,这一矛盾又小于两大阵营争夺世界统治权力的矛盾。
也就是说,当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矛盾激化时,英法就会积极协调日俄之间的矛盾。而当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趋向于缓和时,英法对于日俄之间的矛盾就会放松一些。毕竟对于英国来说,不管是英日同盟还是协约国体系,都是为了维护英国对于全球的霸权。
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就是建立在均势外交的基础上的,不管是欧洲均势还是东亚均势,保持住当前的国际秩序,就是英国人最大的目标。
所以,为了维护东亚均势,英国还是会支持日本在南满的特殊利益,反对革命委员会把日本势力清除出南满地区的。想要迫使英国放弃维护东亚均势,默认革命委员会改变东亚的力量平衡,那么除非欧洲的均势被破坏,英国无暇再顾及东亚,为了防止俄国把注意力转向远东,英国就不得不承认革命委员会在满洲的存在事实了。”
斯维尔德洛夫沉思了半天,方才一字一顿的说道:“所以,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俄国。我们需要俄国把目光转向东方,这样才能迫使英法出面干预这场战争。但我们又不能让俄国真把力量转移到东方来,那么英法将不得不支持日本阻止俄国的势力南下。
而一旦俄国的力量转移到远东来,北满的革命政权也就对俄国失去了意义,要么彻底成为沙皇的傀儡,要么干脆就被沙皇政府所解散。这确实是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沙皇政府的决定显然不是我们能够加以影响的。”
捷尔任斯基却不认同的说道:“我看也未必,当吴说服沙皇筹划一个新的黄俄罗斯计划时,他就已经影响了沙皇政府的决策。既然斯托雷平在世时都没能阻止这个计划,现在的沙皇政府中就更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计划了。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至少已经完成了一半的任务。不管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对于其他各国政府来说,革命委员会在俄国势力范围内的起义和发展,又接着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这已经说明了俄国正在远东搞鬼了。
至于下一步,沙皇政府有可能趁着革命委员会和日本帝国主义两败俱伤之际增兵远东,这也许是个极有可能的选项,但是对于俄国革命来说却也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沙皇政府自斯托雷平去世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而政府内部关注近东和巴尔干问题的官员要比关注远东的官员多的多。对于沙皇俄国来说,统一斯拉夫民族和夺取黑海海峡永远是优先于黄俄罗斯计划的。
如今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正爆发着战争,沙皇政府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整合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民族的。我们应当发动欧洲社民党的舆论,揭露和批判沙皇对巴尔干半岛及海峡的野心,以尼古拉二世的性格,他就会像一头斗牛那样冲向巴尔干半岛和海峡地区的。
这样一来,俄国就分不出多少力量放到远东来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沙皇政府还想要对付革命委员会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并发动起西伯利亚地区和中亚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
看着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开始讨论起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可能性,吴川觉得事情好像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开始他的计划可不是这个。不过他思考了片刻之后,觉得捷尔任斯基针对沙皇政府的计划比他想的要出色,而且能够给革命委员会留下更多的回旋余地,于是也就住了口。
于是接下来的讨论,就变成了以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为中心了。对于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民族运动,吴川这个外国人显然是不及两位掌握了远东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老布尔什维克更为了解情况的。
当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之后,吴川终于结束了和两人的交谈,准备去军事委员会转一转了。把吴川送走之后,站在门前雨棚下的斯维尔德洛夫忍不住向身边的捷尔任斯基说道:“你不觉得,吴其实并不赞成集体农庄制度,方才找借口推迟对于农业问题的讨论的吗?”
捷尔任斯基望着地面上将要化开的薄雪,不由脱口说道:“是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借着安排潜伏人员的名义,让我们去远东各地向那些新移民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了。当支持集体农庄制度的布尔什维克们走的差不多了,党内的决议就会偏向于他的主张了。”
斯维尔德洛夫有些诧异的说道:“您知道这一点,还同意把人派出吗?”
捷尔任斯基叹息了一声后说道:“因为吴给出的建议我没办法拒绝,或者说就算我拒绝了,那些欧洲来的布尔什维克们也会主动支持吴的决定的。对于我们来说,中国革命毕竟只是世界革命的一个边缘组成,是不能同俄国革命相提并论的。
更何况有些极端主义者还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应当从英国和德国这些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爆发,就连俄国都是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的。在推动俄国革命的进程和深入中国革命的选项中,他们必然是要选择前者的,这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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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05年的俄国革命起源于一个突发性的群体事件,沙皇的卫兵向着前来皇宫前示威的群众开了枪,但事实上领导群众前来皇宫前游行的牧师却是密探局的线人。这位牧师带着群众前往皇宫前游行,只是为了想让沙皇展现自己的仁慈,从而打消群众被左翼人士激发出来的反战和反政府情绪,结果群众得到的只有子弹。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那些沙皇卫兵采取了这样愚蠢的行动,从而激发了全国群众对于星期日血案的同情,05年的革命还会不会爆发。
而北满的革命爆发同样掺杂着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当然共和党一直在努力控制着,不让这些不可控因素干预到革命的进程。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革命就像是一艘在运河上前进的轮船,一旦我们确定了方向,就很难再令其转向,除非我们先拉上蒸汽闸门。
在我们和日本没有爆发冲突之前,革命委员会也许还有着其他选择,但是当这场战争爆发之后,革命的主导权力事实上正在远离我们。从现在开始,这场革命的成功与否将越来越取决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发展和各帝国主义的判断。”
斯维尔德洛夫同样陷入了沉思,过了许久方才冷静的说道:“我承认你说的是正确的,革命委员会越是和日本相持下去,沙皇政府的动向就越难以预测。
根据我们现在的情报,俄国驻库伦领事和驻海拉尔副领事,都在煽动当地的蒙古人从中国独立出去。我们和日本人打的越激烈,那么俄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就越是蠢蠢欲动。
而俄帝国主义分子的行动又会刺激到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下,革命委员会的力量确实是难以捍卫革命的政权的。但我们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起码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中俄人民还是会起来保护革命政权的。”
捷尔任斯基同意斯维尔德洛夫的意见,认为即便吴川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大潮正在退去,但是党不能因此而放弃挽救革命的努力,“…好歹我们手中现在也有十几万的军队,二十几万的革命追随者,数百万的人口,怎么能够就怎么向帝国主义投降呢?”
吴川马上为自己辩解道:“我并不是主张大家接受革命低潮到来的结局,并向帝国主义投降。我只是想要提醒党内的同志,在革命低潮到来之际,我们要预先做好准备了。
我一早就对党内的同志说过,革命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在北满建立起来,是依靠着帝国主义在满洲地区的矛盾冲突所至。正因为俄国、日本、美国、英国对于满洲这片土地都有着各自的野心,所以这些帝国主义才不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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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沉默了半响后回道:“并不是不可能,当前世界的中心还是在欧洲,对于英、法、德、俄、美等列强来说,欧洲的利益总是高于他们在东亚的利益的。
所以,只要欧洲出现了问题,除了日本之外,各列强都会寻求暂时给与世界其他地方安宁,以确保他们可以把力量完全用于欧洲利益的争夺。只是这种安宁的代价,或是帝国主义暂时从某些地方撤离,给与当地势力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但也有可能是帝国主义重新划分欧洲之外的势力范围,把一些自己无力控制的地区丢给自己的盟友。
比如当前的欧洲时局,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的形成,使得这个世界日益分裂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俄国和日本都是协议国的一份子,虽然他们之间对于满洲、蒙古及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力有着矛盾,但是在协约国和同盟国对立的状况下,这一矛盾又小于两大阵营争夺世界统治权力的矛盾。
也就是说,当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矛盾激化时,英法就会积极协调日俄之间的矛盾。而当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趋向于缓和时,英法对于日俄之间的矛盾就会放松一些。毕竟对于英国来说,不管是英日同盟还是协约国体系,都是为了维护英国对于全球的霸权。
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就是建立在均势外交的基础上的,不管是欧洲均势还是东亚均势,保持住当前的国际秩序,就是英国人最大的目标。
所以,为了维护东亚均势,英国还是会支持日本在南满的特殊利益,反对革命委员会把日本势力清除出南满地区的。想要迫使英国放弃维护东亚均势,默认革命委员会改变东亚的力量平衡,那么除非欧洲的均势被破坏,英国无暇再顾及东亚,为了防止俄国把注意力转向远东,英国就不得不承认革命委员会在满洲的存在事实了。”
斯维尔德洛夫沉思了半天,方才一字一顿的说道:“所以,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俄国。我们需要俄国把目光转向东方,这样才能迫使英法出面干预这场战争。但我们又不能让俄国真把力量转移到东方来,那么英法将不得不支持日本阻止俄国的势力南下。
而一旦俄国的力量转移到远东来,北满的革命政权也就对俄国失去了意义,要么彻底成为沙皇的傀儡,要么干脆就被沙皇政府所解散。这确实是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沙皇政府的决定显然不是我们能够加以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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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至少已经完成了一半的任务。不管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对于其他各国政府来说,革命委员会在俄国势力范围内的起义和发展,又接着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这已经说明了俄国正在远东搞鬼了。
至于下一步,沙皇政府有可能趁着革命委员会和日本帝国主义两败俱伤之际增兵远东,这也许是个极有可能的选项,但是对于俄国革命来说却也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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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俄国就分不出多少力量放到远东来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沙皇政府还想要对付革命委员会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并发动起西伯利亚地区和中亚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
看着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开始讨论起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可能性,吴川觉得事情好像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开始他的计划可不是这个。不过他思考了片刻之后,觉得捷尔任斯基针对沙皇政府的计划比他想的要出色,而且能够给革命委员会留下更多的回旋余地,于是也就住了口。
于是接下来的讨论,就变成了以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为中心了。对于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民族运动,吴川这个外国人显然是不及两位掌握了远东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老布尔什维克更为了解情况的。
当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之后,吴川终于结束了和两人的交谈,准备去军事委员会转一转了。把吴川送走之后,站在门前雨棚下的斯维尔德洛夫忍不住向身边的捷尔任斯基说道:“你不觉得,吴其实并不赞成集体农庄制度,方才找借口推迟对于农业问题的讨论的吗?”
捷尔任斯基望着地面上将要化开的薄雪,不由脱口说道:“是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借着安排潜伏人员的名义,让我们去远东各地向那些新移民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了。当支持集体农庄制度的布尔什维克们走的差不多了,党内的决议就会偏向于他的主张了。”
斯维尔德洛夫有些诧异的说道:“您知道这一点,还同意把人派出吗?”
捷尔任斯基叹息了一声后说道:“因为吴给出的建议我没办法拒绝,或者说就算我拒绝了,那些欧洲来的布尔什维克们也会主动支持吴的决定的。对于我们来说,中国革命毕竟只是世界革命的一个边缘组成,是不能同俄国革命相提并论的。
更何况有些极端主义者还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应当从英国和德国这些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爆发,就连俄国都是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的。在推动俄国革命的进程和深入中国革命的选项中,他们必然是要选择前者的,这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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