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6章
梁廷栋一边在心里咀嚼着吴川的话语,一边有些汗颜的说道:“主席说的是,看来还是我学习的不够。主要是最近事情比较多,党内发下的资料倒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认真学习了。”
吴川注视他温和的说道:“我也知道你现在确实事务繁忙,不过政治上的学习还是不能丢下的。党号召同志们要不断学习,并不是一种形式主义,这也是向党员明了党前进方向的政治宣传。
我们和同盟会不同,共和党从建立起的那一刻开始,就预备着领导人民建立一个不受内外压迫的新社会的。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所有的共和党员必须要同党的步调一致,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坚强团结的整体。
当然,党现在还不够成熟,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理论支持我们要走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得不先学习马、恩思想和列宁同志的主义。但是这些理论毕竟是在欧洲的社会环境下研究出来的,他们所想要解决的是欧洲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
想要解决中国之问题,我们终究不能生搬硬套马、恩思想和列宁主义,要在对这些革命理论的深入学习之后提出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这样的伟大工作不是一两个人,或者说党中央的几位委员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就能完成的。
我们需要全体党员都投入到深入的政治理论学习中去,然后在实践活动中总结出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党才算是一个真正成熟的革命政党。”
吴川的推心置腹让梁廷栋深受感动,而对于共和党未来要走独立的革命道路也让他大为振奋。和那些工人出身的党员不同,对于原同盟会出身的共和党员来说,他们天生就对俄国人保持着怀疑,哪怕对方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只是当前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而共和党、革命委员会的壮大离不开布尔什维克们的帮助,才让这些共和党员保持了沉默。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渐稳定,特别是取得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初胜后,有些党员就开始质疑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否必要了。
毕竟此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对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工人阶级大联合理论多少有些无感,因为大多数中国革命党人都是有着一定财产的中小地主商人家庭出身,或是官宦子弟。
他们投身于革命,并不是感受到了工农阶层的痛苦,而是在列强打开国门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变化,觉得本国和本民族有沦亡的威胁,在这种恐惧下发起的自救。
在他们没有见到吴川之前,他们只知道打倒清政府就是革命,因为这个政府不仅不能保卫这个国家,还成为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但是在打倒了清政府的统治之后要做什么,大多数人是看不清方向的,或是盲目的相信只要建立起和列强一样的宪政制度,列强就没有借口继续欺压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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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吴川的出现,给这些革命党人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和规划了一条可行的革命道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原来的同盟会成员现在都纷纷加入了共和党。因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革命党人很快就发现,同盟会虽然名气甚大,但几乎没有什么革命规划,内部纷争也极为激烈。
东三省的同盟会会员之间虽然有争论,但好歹大家还承认是一家人。而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和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部已经形同陌路,至于南方的同盟会各省组织,在取得了省内的政权之后,革命同志之间就开始了争权夺利。
对于同盟会的幻想破灭之后,许多革命党人干脆就退出了同盟会组织。但是对于东北的同盟会员来说则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干脆加入更有前途的共和党。这些同盟会员的加入虽然极大的增强了共和党的领导能力,但也随之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党内关于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争论。
如果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党内恐怕就要因为这两种主义的争论而分裂了。吴川此次南下除了视察前线部队之外,也是想要把一部分机构挪到长春来。哈尔滨毕竟是俄国在中国境内最大的一个据点,这座城市中的俄国人口几乎超过了全市人口的40%,这还是在吴川扩大市区把周边的中国居民纳入之后的结果。
在这样一座城市,不管是大张旗鼓的宣传民族主义,还是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都会立刻遭到俄国人的敌对的。俄国人可以容忍他为了掀起革命利用民族情绪,但是绝不会容忍他在哈尔滨正儿八经的宣传民族主义或更令他们痛恨的布尔什维克主张。
因此当革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共和党也就需要一个真正能够被自己所掌控的大城市,作为革命的心脏了。对于吉长地区的反动势力清理和肃反行动,正好为党的中央机构的转移铺平了道路。
在吴川抵达长春之后,梁廷栋已经从对方那里了解了这个未成型的计划,也知道吴川实际上希望他逐渐从军队的工作中退出来,转入到地方工作。
虽然在这个战争时期军中职务的地位要更高一些,权力也更大一些,但是梁廷栋迟疑了一会,便正色说道:“其实我最近也感觉这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很难兼顾到,我希望主席能够批准我辞去第二师政委和革命军总政委的职务,好让我专心于长春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这样我也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长春城的重新规划工作去,为未来党中央机构的转移建立一个基础。”
吴川思考了一下后说道:“齐齐哈尔、哈尔滨、绥芬河、吉林和长春,是眼下我们手中为数不多的大城市,当然城市条件最好的自然是哈尔滨,那里不仅处于两条铁路和松花江航道的交汇处,还有着一大批工厂支持着城市经济。
只不过在当前的状况下,革命委员会并不能完全控制哈尔滨这座城市,只能同俄国人及其他各国合作,把哈尔滨建成为北满的制造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中心,为革命委员会提供强大的工业和经济支持。
至于齐齐哈尔、吉林城等城市虽然各有优点,但却只能成为地区中心,而不能成为辐射整个满洲地区的中心城市。只有长春的地理位置较为合适,这里不仅本身就是吉林中部的贸易集散中心,在铁路建成之后也成为了沟通南北满地区的中心,日后吉长铁路完成并继续向西延长,还将获得蒙古地区的资源,甚至直接沟通到我国的西北地区。
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长春都将成为满洲乃至整个满蒙地区、北朝鲜和俄国远东各省的交通中心,也将会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乃至政治核心。当我们依托长春、哈尔滨、奉天三城重新构建了满洲和东北地区的交通和经济格局之后,那么我们也就有了一定的底气拒绝日本和俄国的势力入侵了。
只是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能够控制在手上的也只有这座长春城了。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希望有一位可靠的同志能够把长春这座城市建设起来,让它成为我们共和党的政治心脏和革命的最后堡垒的。我也一直认为,你是最合适于这个位置的。
不过我也并不建议你立刻辞去军中的一切职务,军中的政治工作对于党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任务。没有一只党所领导的坚定武装,我们也无法掌握住革命的政权。我看不如这样,你可以先辞掉第二师政委的职务,保留总政委的职务,等到军中的政治工作理顺了,再完全转入地方工作。对于第二师政委的接替人选,你有什么想法?”
梁廷栋自然不会拒绝吴川的好意,不仅提出了几个他认为合适的第二师政委人选,还对吴川就军中的政治工作做了一个汇报。
随着他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断深入,他不仅理解了党组织必须深入到军队基层的意义,还进一步向吴川提出了建议,认为政委的工作不能以命令的形势下达,因为思想工作是不能依靠行政指令去完成的,也不是填写几张表格就能让战士理解革命的含义的。
梁廷栋最后向吴川总结道:“…政治委员并不是军事首长,不能仅仅依靠发号施令,更不能用打骂来指挥部队,否则我们和满清新军、帝国主义的军队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认为,政委必须依靠自己的模范作用来带动部队。我们不仅要挑选一些有学问的年轻学生担任军中的政治委员,还应当从军队中挑选一些积极向上的战士入党培训,然后再反回到部队里,这样才能确保政委和军中战士的紧密团结,才能牢牢树立起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
吴川思考了片刻就点着头说道:“我支持你的看法。我认为你不妨把这些想法写成一篇军中政治工作的指导文件,以党和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
国民革命军并仅仅是一只党军,他也是同一切旧军队组织完全不同的新军队。而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一只人民的武装,我们将自始自终为人民的利益而战,而不是为了某个人,某个政治集团的私利卖命。
因此国民革命军不仅仅是一只战斗队,也是一只教育队和宣传队。政委的任务就是确保,这只武装始终控制在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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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注视他温和的说道:“我也知道你现在确实事务繁忙,不过政治上的学习还是不能丢下的。党号召同志们要不断学习,并不是一种形式主义,这也是向党员明了党前进方向的政治宣传。
我们和同盟会不同,共和党从建立起的那一刻开始,就预备着领导人民建立一个不受内外压迫的新社会的。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所有的共和党员必须要同党的步调一致,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坚强团结的整体。
当然,党现在还不够成熟,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理论支持我们要走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得不先学习马、恩思想和列宁同志的主义。但是这些理论毕竟是在欧洲的社会环境下研究出来的,他们所想要解决的是欧洲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
想要解决中国之问题,我们终究不能生搬硬套马、恩思想和列宁主义,要在对这些革命理论的深入学习之后提出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这样的伟大工作不是一两个人,或者说党中央的几位委员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就能完成的。
我们需要全体党员都投入到深入的政治理论学习中去,然后在实践活动中总结出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党才算是一个真正成熟的革命政党。”
吴川的推心置腹让梁廷栋深受感动,而对于共和党未来要走独立的革命道路也让他大为振奋。和那些工人出身的党员不同,对于原同盟会出身的共和党员来说,他们天生就对俄国人保持着怀疑,哪怕对方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只是当前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而共和党、革命委员会的壮大离不开布尔什维克们的帮助,才让这些共和党员保持了沉默。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渐稳定,特别是取得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初胜后,有些党员就开始质疑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否必要了。
毕竟此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对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工人阶级大联合理论多少有些无感,因为大多数中国革命党人都是有着一定财产的中小地主商人家庭出身,或是官宦子弟。
他们投身于革命,并不是感受到了工农阶层的痛苦,而是在列强打开国门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变化,觉得本国和本民族有沦亡的威胁,在这种恐惧下发起的自救。
在他们没有见到吴川之前,他们只知道打倒清政府就是革命,因为这个政府不仅不能保卫这个国家,还成为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但是在打倒了清政府的统治之后要做什么,大多数人是看不清方向的,或是盲目的相信只要建立起和列强一样的宪政制度,列强就没有借口继续欺压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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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的同盟会会员之间虽然有争论,但好歹大家还承认是一家人。而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和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部已经形同陌路,至于南方的同盟会各省组织,在取得了省内的政权之后,革命同志之间就开始了争权夺利。
对于同盟会的幻想破灭之后,许多革命党人干脆就退出了同盟会组织。但是对于东北的同盟会员来说则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干脆加入更有前途的共和党。这些同盟会员的加入虽然极大的增强了共和党的领导能力,但也随之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党内关于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争论。
如果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党内恐怕就要因为这两种主义的争论而分裂了。吴川此次南下除了视察前线部队之外,也是想要把一部分机构挪到长春来。哈尔滨毕竟是俄国在中国境内最大的一个据点,这座城市中的俄国人口几乎超过了全市人口的40%,这还是在吴川扩大市区把周边的中国居民纳入之后的结果。
在这样一座城市,不管是大张旗鼓的宣传民族主义,还是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都会立刻遭到俄国人的敌对的。俄国人可以容忍他为了掀起革命利用民族情绪,但是绝不会容忍他在哈尔滨正儿八经的宣传民族主义或更令他们痛恨的布尔什维克主张。
因此当革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共和党也就需要一个真正能够被自己所掌控的大城市,作为革命的心脏了。对于吉长地区的反动势力清理和肃反行动,正好为党的中央机构的转移铺平了道路。
在吴川抵达长春之后,梁廷栋已经从对方那里了解了这个未成型的计划,也知道吴川实际上希望他逐渐从军队的工作中退出来,转入到地方工作。
虽然在这个战争时期军中职务的地位要更高一些,权力也更大一些,但是梁廷栋迟疑了一会,便正色说道:“其实我最近也感觉这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很难兼顾到,我希望主席能够批准我辞去第二师政委和革命军总政委的职务,好让我专心于长春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这样我也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长春城的重新规划工作去,为未来党中央机构的转移建立一个基础。”
吴川思考了一下后说道:“齐齐哈尔、哈尔滨、绥芬河、吉林和长春,是眼下我们手中为数不多的大城市,当然城市条件最好的自然是哈尔滨,那里不仅处于两条铁路和松花江航道的交汇处,还有着一大批工厂支持着城市经济。
只不过在当前的状况下,革命委员会并不能完全控制哈尔滨这座城市,只能同俄国人及其他各国合作,把哈尔滨建成为北满的制造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中心,为革命委员会提供强大的工业和经济支持。
至于齐齐哈尔、吉林城等城市虽然各有优点,但却只能成为地区中心,而不能成为辐射整个满洲地区的中心城市。只有长春的地理位置较为合适,这里不仅本身就是吉林中部的贸易集散中心,在铁路建成之后也成为了沟通南北满地区的中心,日后吉长铁路完成并继续向西延长,还将获得蒙古地区的资源,甚至直接沟通到我国的西北地区。
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长春都将成为满洲乃至整个满蒙地区、北朝鲜和俄国远东各省的交通中心,也将会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乃至政治核心。当我们依托长春、哈尔滨、奉天三城重新构建了满洲和东北地区的交通和经济格局之后,那么我们也就有了一定的底气拒绝日本和俄国的势力入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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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也并不建议你立刻辞去军中的一切职务,军中的政治工作对于党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任务。没有一只党所领导的坚定武装,我们也无法掌握住革命的政权。我看不如这样,你可以先辞掉第二师政委的职务,保留总政委的职务,等到军中的政治工作理顺了,再完全转入地方工作。对于第二师政委的接替人选,你有什么想法?”
梁廷栋自然不会拒绝吴川的好意,不仅提出了几个他认为合适的第二师政委人选,还对吴川就军中的政治工作做了一个汇报。
随着他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断深入,他不仅理解了党组织必须深入到军队基层的意义,还进一步向吴川提出了建议,认为政委的工作不能以命令的形势下达,因为思想工作是不能依靠行政指令去完成的,也不是填写几张表格就能让战士理解革命的含义的。
梁廷栋最后向吴川总结道:“…政治委员并不是军事首长,不能仅仅依靠发号施令,更不能用打骂来指挥部队,否则我们和满清新军、帝国主义的军队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认为,政委必须依靠自己的模范作用来带动部队。我们不仅要挑选一些有学问的年轻学生担任军中的政治委员,还应当从军队中挑选一些积极向上的战士入党培训,然后再反回到部队里,这样才能确保政委和军中战士的紧密团结,才能牢牢树立起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
吴川思考了片刻就点着头说道:“我支持你的看法。我认为你不妨把这些想法写成一篇军中政治工作的指导文件,以党和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
国民革命军并仅仅是一只党军,他也是同一切旧军队组织完全不同的新军队。而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一只人民的武装,我们将自始自终为人民的利益而战,而不是为了某个人,某个政治集团的私利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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