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对于吴川提出的这个增加部门,捷尔任斯基倒也没有什么意见,虽然他更觉得引导公众舆论的工作应当由党的宣传部门管理起来。
斯维尔德洛夫对于革命卫队的改组工作虽然支持,但并不十分关注,他见吴川和捷尔任斯基达成了公识之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说道:“我们过来找你其实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情报,是我们在铁路局电报处工作的同志,凭借记忆记录下来的几份电报内容。吴,你也看一看吧。”
吴川虽然心里有些明了,不过还是接过了斯维尔德洛夫手中的几页纸翻了翻,果然并不出他的预料。于是他顺手拿起了放在手边的一叠电报给三人递过去,口中说道:“这几份电报的原稿都在这里,你们也一并看一看,看完我们再讨论。”
斯维尔德洛夫刚刚进门时就注意到吴川手边的这一叠电报了,只不过他为了尊重吴川并没有主动询问这些电报的内容而已。现在吴川把电报递送过来,他自然就老实不客气的接了过来。三人交换着看完了这五、六份电报,确认了吴川手中的情报比他们获得的更为完全。
捷尔任斯基不免有些惊讶的向吴川问道:“我看这些电报都是原稿,你还另外派人守着铁路局电报处吗?”
被捷尔任斯基这么一提醒,吴川一时若有所思的说道:“你不说我还真是疏忽了,远东密探局应当有这个权力监控铁路局的电报处,等会我便让乌曼斯基少尉带人守着电报处,对所有收发电报进行审查,在这个非常时刻,绝不能让这些内外坏分子勾结起来。
不过这些电报么,是铁路局警察部长扎列姆巴截留送过来的。他大概真的把我当成了拉斯普廷的亲信了,所以押注在了我身上,想要为自己找一条更粗的大腿抱着。嗯,我们还是讨论一下这些来自彼得堡的电报内容吧。你们说这新上任的主席大臣和外交代办大臣,他们对远东发生的这场革命,究竟持有何种态度?他们的态度会不会影响到沙皇对于这个计划的支持?”
三人沉默了许久,斯维尔德洛夫捏着一份电报看了又看的说道:“就目前这些电报的内容来看,显然彼得堡因为斯托雷平遇刺的事件还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否则外交代办大臣不可能不从外交部的官员那里获得关于远东计划的情报。
不过尼拉托夫这位外交代办大臣虽然对于远东计划一无所知,但他却是一个强硬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给与俄国驻哈尔滨领事和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的电报,已经表明他希望能够借助这场突然爆发的远东革命将北满地区正式的吞并入帝国的疆域,但并不希望同日本发生什么冲突。
而之前的财政大臣,现在的主席大臣科科夫佐夫显然是不赞成在远东发起一场革命的,他对于霍尔瓦特的抱怨和要求控制事态,就说明了他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在远东地区爆发一场战争,从而给他造成更多的压力。
科科夫佐夫和尼拉托夫各自的态度,其实都表明了一件事,彼得堡并不希望此时的远东爆发一场涉及到帝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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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诺夫也从旁补充了一句道:“身为外交代办大臣居然不能同主席大臣通气,反而要发电报给远东询问事情的真相,看起来外交代办大臣和主席大臣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啊。”
捷尔任斯基则嘲讽的说道:“现在中东铁路的护路军和沿线警察已经差不多全部被我们控制住了,就算是滨海边疆区和外贝加尔省的军队,现在也有我们的同志打入了其中。彼得堡想要做些什么,除非从东西伯利亚或西西伯利亚调动大军,否则他们根本拿我们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们其实没必要对彼得堡的几封电报过于紧张,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尽快建立起我们控制区域下的革命政权。只有建立了政权,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才能源源不断的征发兵力和物资,用以抵抗帝国主义军队的入侵。”
其余三人对于捷尔任斯基的主张都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斯维尔德洛夫才打破沉默向吴川问道:“吴,你的想法是如何的?”
吴川沉吟了片刻,方才看着三人说道:“拿到这些电报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对策。我觉得捷尔任斯基同志刚刚说的并不错,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我们是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对于革命的干涉活动的。
根据客观规律来说,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出作用的,中国革命能否生存下去,重要的还是在于革命内部是否能团结统一,而不在于外部干涉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因此尽快建立一个革命政权,恢复和重建我们治下的社会生产秩序,我认为这是本党和革命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当然,限于北满地区的特殊形势,我们首要的还是抓住主要矛盾,暂时放弃次要矛盾。
比如确保铁路、适合通航条件的河流附近的交通枢纽为我们所控制,对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暂时不加理会,对处于两者之间的区域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只要控制这些区域的势力不与革命政权对抗,我们就暂时承认他们的存在。
当我们处理好了交通便利地区的社会矛盾,然后再向外逐步扩大,从而解放更多地区的民众,将他们也纳入到革命政权的统治之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较小的代价稳定住控制区域内的秩序,从而能够集中主要力量对付那些强大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上的科学,所以我们应当尊重客观规律的存在。根据军事上的客观规律,想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集中我方的力量分散敌人的力量,从而在局部战场上形成我方的力量优势,各个击破敌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敌人虽然强大,但是他们并没有团结在一起对付我们,所以我们也应当尽可能的分化敌人的行动,始终让我们只面对一个敌人。而想要分化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应该先认清我们的敌人到底有那些。
首先满清政府是我们第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也是我们所要面对敌人中最弱的一个。当我们想要继续南下解放南满、关内的中国人民时,必然会跳出来阻止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敌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眼中,只有一个四分五裂无法保护自己的中国,才能够让他们从中国抢掠大量的资源用来发展自己,因此阻扰中国革命必然是他们的首要选择。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是帝国主义中最为弱小的一个,但是在东亚却也是能够拿出最大力量干涉中国革命的一个列强,所以他也将会是我们解放中国的主要敌人。
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的,便是俄帝国主义。虽然我们现在正借助俄帝国主义的力量发起了这场革命,但是俄帝国主义并不是为了让中国独立而支持这场革命的。他们是想要通过这场革命割裂北满同中国之间的联系,并试图借助中国革命的力量对付南满的日本帝国主义,从而完成吞并北满的企图。
除了以上这三个敌人之外,我们还要面对控制着中国乡村的封建地主阶层的力量和其他在华拥有利益的帝国主义及其代理势力。可以说,如果我们试图一次性打倒所有的敌人,那么首先倒下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分阶段进行。首先,我们应当先对付满清政府,只有先打倒了这个敌人,中国境内的反动势力才会失去一个组织核心,各帝国主义才无法通过一个名义上的政权统一协调反动势力对我们发起进攻。
其次,鉴于关内反动势力之强大,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追求速胜论,而应该先谋求关外地区的解放和统一,在关外先建立起一个革命政权和初步工业化的基地,再谋求入关解放北方地区;消化镇压了北方地区的反动势力之后,再接着向南方地区进军。
于是这样一来,我们在短时间内主要面对的就是三个敌人,满清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俄帝国主义。对于前两个敌人,我们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别无他法,当然我们应当错开同这两个敌人交战的时间,先打击消灭满清在关外的有生力量,再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在南满的力量。
而对于俄帝国主义,我认为应该做好两手准备。一是要做好战争准备,如果俄帝国主义对我们采取军事干涉的话,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武力还击,当然这就会破坏了整个革命的计划方针。
第二是谋求政治上的解决,不管是斯托雷平还是科科夫佐夫,萨宗诺夫还是尼拉托夫,帝国主义分子有一个特质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被贪婪欲望驱使下的巧取豪夺本性。谋求吞并中国满蒙地区建立一个黄色俄罗斯,始终是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梦想。只不过他们想要选择的吞并方式不同,才会出现内部的纷争罢了。
我的想法就是,借助俄国内部的这种纷争,把俄国的远东外交政策主导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用一个和缓的吞并中国满蒙的征服计划取代赤裸裸的武力干涉计划,从而为中国革命争取时间。只要我们能够把彼得堡干涉中国革命的想法拖延个一两年,到时候中国革命的外部形势也许就会大有转机,我们也就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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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尔德洛夫对于革命卫队的改组工作虽然支持,但并不十分关注,他见吴川和捷尔任斯基达成了公识之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说道:“我们过来找你其实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情报,是我们在铁路局电报处工作的同志,凭借记忆记录下来的几份电报内容。吴,你也看一看吧。”
吴川虽然心里有些明了,不过还是接过了斯维尔德洛夫手中的几页纸翻了翻,果然并不出他的预料。于是他顺手拿起了放在手边的一叠电报给三人递过去,口中说道:“这几份电报的原稿都在这里,你们也一并看一看,看完我们再讨论。”
斯维尔德洛夫刚刚进门时就注意到吴川手边的这一叠电报了,只不过他为了尊重吴川并没有主动询问这些电报的内容而已。现在吴川把电报递送过来,他自然就老实不客气的接了过来。三人交换着看完了这五、六份电报,确认了吴川手中的情报比他们获得的更为完全。
捷尔任斯基不免有些惊讶的向吴川问道:“我看这些电报都是原稿,你还另外派人守着铁路局电报处吗?”
被捷尔任斯基这么一提醒,吴川一时若有所思的说道:“你不说我还真是疏忽了,远东密探局应当有这个权力监控铁路局的电报处,等会我便让乌曼斯基少尉带人守着电报处,对所有收发电报进行审查,在这个非常时刻,绝不能让这些内外坏分子勾结起来。
不过这些电报么,是铁路局警察部长扎列姆巴截留送过来的。他大概真的把我当成了拉斯普廷的亲信了,所以押注在了我身上,想要为自己找一条更粗的大腿抱着。嗯,我们还是讨论一下这些来自彼得堡的电报内容吧。你们说这新上任的主席大臣和外交代办大臣,他们对远东发生的这场革命,究竟持有何种态度?他们的态度会不会影响到沙皇对于这个计划的支持?”
三人沉默了许久,斯维尔德洛夫捏着一份电报看了又看的说道:“就目前这些电报的内容来看,显然彼得堡因为斯托雷平遇刺的事件还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否则外交代办大臣不可能不从外交部的官员那里获得关于远东计划的情报。
不过尼拉托夫这位外交代办大臣虽然对于远东计划一无所知,但他却是一个强硬的帝国主义分子,他给与俄国驻哈尔滨领事和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的电报,已经表明他希望能够借助这场突然爆发的远东革命将北满地区正式的吞并入帝国的疆域,但并不希望同日本发生什么冲突。
而之前的财政大臣,现在的主席大臣科科夫佐夫显然是不赞成在远东发起一场革命的,他对于霍尔瓦特的抱怨和要求控制事态,就说明了他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在远东地区爆发一场战争,从而给他造成更多的压力。
科科夫佐夫和尼拉托夫各自的态度,其实都表明了一件事,彼得堡并不希望此时的远东爆发一场涉及到帝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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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尔任斯基则嘲讽的说道:“现在中东铁路的护路军和沿线警察已经差不多全部被我们控制住了,就算是滨海边疆区和外贝加尔省的军队,现在也有我们的同志打入了其中。彼得堡想要做些什么,除非从东西伯利亚或西西伯利亚调动大军,否则他们根本拿我们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们其实没必要对彼得堡的几封电报过于紧张,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尽快建立起我们控制区域下的革命政权。只有建立了政权,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才能源源不断的征发兵力和物资,用以抵抗帝国主义军队的入侵。”
其余三人对于捷尔任斯基的主张都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斯维尔德洛夫才打破沉默向吴川问道:“吴,你的想法是如何的?”
吴川沉吟了片刻,方才看着三人说道:“拿到这些电报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对策。我觉得捷尔任斯基同志刚刚说的并不错,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我们是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对于革命的干涉活动的。
根据客观规律来说,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出作用的,中国革命能否生存下去,重要的还是在于革命内部是否能团结统一,而不在于外部干涉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因此尽快建立一个革命政权,恢复和重建我们治下的社会生产秩序,我认为这是本党和革命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当然,限于北满地区的特殊形势,我们首要的还是抓住主要矛盾,暂时放弃次要矛盾。
比如确保铁路、适合通航条件的河流附近的交通枢纽为我们所控制,对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暂时不加理会,对处于两者之间的区域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只要控制这些区域的势力不与革命政权对抗,我们就暂时承认他们的存在。
当我们处理好了交通便利地区的社会矛盾,然后再向外逐步扩大,从而解放更多地区的民众,将他们也纳入到革命政权的统治之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较小的代价稳定住控制区域内的秩序,从而能够集中主要力量对付那些强大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上的科学,所以我们应当尊重客观规律的存在。根据军事上的客观规律,想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集中我方的力量分散敌人的力量,从而在局部战场上形成我方的力量优势,各个击破敌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敌人虽然强大,但是他们并没有团结在一起对付我们,所以我们也应当尽可能的分化敌人的行动,始终让我们只面对一个敌人。而想要分化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应该先认清我们的敌人到底有那些。
首先满清政府是我们第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也是我们所要面对敌人中最弱的一个。当我们想要继续南下解放南满、关内的中国人民时,必然会跳出来阻止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敌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眼中,只有一个四分五裂无法保护自己的中国,才能够让他们从中国抢掠大量的资源用来发展自己,因此阻扰中国革命必然是他们的首要选择。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是帝国主义中最为弱小的一个,但是在东亚却也是能够拿出最大力量干涉中国革命的一个列强,所以他也将会是我们解放中国的主要敌人。
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的,便是俄帝国主义。虽然我们现在正借助俄帝国主义的力量发起了这场革命,但是俄帝国主义并不是为了让中国独立而支持这场革命的。他们是想要通过这场革命割裂北满同中国之间的联系,并试图借助中国革命的力量对付南满的日本帝国主义,从而完成吞并北满的企图。
除了以上这三个敌人之外,我们还要面对控制着中国乡村的封建地主阶层的力量和其他在华拥有利益的帝国主义及其代理势力。可以说,如果我们试图一次性打倒所有的敌人,那么首先倒下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分阶段进行。首先,我们应当先对付满清政府,只有先打倒了这个敌人,中国境内的反动势力才会失去一个组织核心,各帝国主义才无法通过一个名义上的政权统一协调反动势力对我们发起进攻。
其次,鉴于关内反动势力之强大,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追求速胜论,而应该先谋求关外地区的解放和统一,在关外先建立起一个革命政权和初步工业化的基地,再谋求入关解放北方地区;消化镇压了北方地区的反动势力之后,再接着向南方地区进军。
于是这样一来,我们在短时间内主要面对的就是三个敌人,满清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俄帝国主义。对于前两个敌人,我们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别无他法,当然我们应当错开同这两个敌人交战的时间,先打击消灭满清在关外的有生力量,再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在南满的力量。
而对于俄帝国主义,我认为应该做好两手准备。一是要做好战争准备,如果俄帝国主义对我们采取军事干涉的话,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武力还击,当然这就会破坏了整个革命的计划方针。
第二是谋求政治上的解决,不管是斯托雷平还是科科夫佐夫,萨宗诺夫还是尼拉托夫,帝国主义分子有一个特质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被贪婪欲望驱使下的巧取豪夺本性。谋求吞并中国满蒙地区建立一个黄色俄罗斯,始终是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梦想。只不过他们想要选择的吞并方式不同,才会出现内部的纷争罢了。
我的想法就是,借助俄国内部的这种纷争,把俄国的远东外交政策主导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用一个和缓的吞并中国满蒙的征服计划取代赤裸裸的武力干涉计划,从而为中国革命争取时间。只要我们能够把彼得堡干涉中国革命的想法拖延个一两年,到时候中国革命的外部形势也许就会大有转机,我们也就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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