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0章
7月25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落幕。虽然本次运动会中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许多人对于体育比赛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因此许多比赛不得推倒重来了一两次,不过这场运动会还是给观众和参加运动会的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种深刻的印象就是,原来东方也能组织起这么大型的公众活动,不同于赛龙舟之类的节日活动,而是有组织有秩序的观赏比赛;第二种印象就是,原来东方人在运动天赋上并不是不及西方人,比如中国东北及北朝鲜参与的比赛队伍,在足球和田径运动中都表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体育表演。
这场运动会还带来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那就是中国国内的收音机销售量突然比上半年暴增了十倍。过去几年内革命委员会对无线电广播设施的大量投入,使得东北各县和华北各大城市都建立起了政府或商业广播电台,这么多电台已经能够给听众带来了大量的新闻和娱乐内容。
如果说,过去买一只收音机不过是为了研究无线电或炫耀自家的财力,那么现在购买一只收音机的人,更多是为了消遣。某些新工人拿到工资的第一天就是先去购买一台价值12元的矿石收音机,然后在晚上或休息天的时候听广播电台。
当然,如果有的人对无线电技术比较了解的话,大可以自己购买矿石收音机的配件自己组装,那样9到10元也就足够了。
如果是家庭使用的,则会购买三灯或五灯收音机,这样的收音机OTg2NTc=不仅声音响亮清晰,也很适合全家人晚上坐在一起收听广播以为娱乐。不过这样的收音机就比较昂贵了,最便宜的三灯收音机也要5、60元,五灯收音机则至少在120元左右。最好的9灯收音机则超过了400元,几乎是普通小学老师一年的工资了。
不过和国外的收音机相比,国产的收音机却又显得相当便宜了。国外豪华版的橱柜式收音机要800-900银元,五灯或六灯的中等档次收音机价格是400-500元。除了那些在战争景气中赚到了大钱的工厂主或买办商人,很少人会去买英美产的收音机,因为这些外国产的收音机除了价格高昂外,质量并不见得比国产的收音机更好。
正因为中国产的收音机质优价廉,所以各国从中国采购的广播设备和收音机每年都在增加,去年中国出口的广播设备和各类型的收音机及配件,总价就达到了7679万美元,美国进口了一半以上。中国的通讯产业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如此迅速,美国和德国的电气工程师的帮助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之前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地区搞的有线广播太过成功,因此许多人还没有改变思维,城市居民在上下班的公共场所或乡村居民在晚上听一会免费的公共广播,他们就已经满足了,不愿意再花钱去购买收音机了。
但是随着运动会的召开,商业广播电台开通了现场广播节目向听众直接广播比赛后,无法前往现场观看的人们突然就出现了对于收音机的热切需要。不管是在工厂、家中、道路上,还是田野、山林和列车中,只要是能够接收到无线电波的地方,他们都能够通过一道电波和赛场上的观众一起关注比赛,这是一种极为激动人心的体验。
凭借着这种莫名的情绪,国内的收音机销售数量第一次突破了月销售10万台这个数值。而相比起南方,东北和山东地区的民众对于通过收音机去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显得更急切一些。
当吴川参加了闭幕式并宣布本届运动会结束时,站立在会场上的观众和赛场上的运动员们都久久站立在那里不愿退场,大家都在怀念着这一个月来在这所宏大的体育场上留下的汗水、笑声和激情,这是他们在过去生活中所没有感受过的集体活动。
不管革命委员会举办这场运动会的初衷是什么,这一次的长春运动会都给予了革命委员会超出预期的回报,东北、内外蒙古和山东地区的民众,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向心力显然加强了。革命委员会能够带领他们摆脱被帝国主义欺凌和殖民的命运,重新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来过长春的民众从来没有比这一刻更加的坚信不疑。
中国人自信力的增强,对于外国人来说就不是什么愉快的感受了。比如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在1918年关东都督府正式改为关东厅后,这位老牌的外交官就担任了首任关东厅长官。
在过去,关东都督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职位,和朝鲜总督、台湾总督的地位相当,除了接受内阁总理的直接指导外,几乎就是当地可以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了。而这三个职位中,又以台湾总督和关东都督最为吸引人,因为台湾孤悬海外几乎不受大陆影响,而台湾人的抗争也较朝鲜人弱的多。
至于关东都督,虽然管辖的地方不及台湾江浙湖汉北、朝鲜大,但却是三地之中最有前途的,因为关东州可以向南满拓展势力,是日本政府默认的扩张地区。直到1911到1912年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被革命委员会重创,不仅失去了南满这个势力范围,也失去了把关东州从租借地变为领土的可能。
山东和北朝鲜的失败,让日本陆军意识到,想要通过大连强行登陆辽东半岛,还不如直接从南朝鲜半岛向鸭绿江进攻,如果他们在朝鲜半岛都不能取得胜利,那么在革命委员会重兵集结且有铁路作为后勤保障的辽东半岛强行登陆,等于是让陆军将士去送死。
山东一战中国民革命军在一次战斗中使用的炮弹数量,已经彻底打醒了日本军部中的那些将军们,除非他们能够获得海军的舰炮支援,而且还得让中国军队进入到舰炮的射程之内,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辽东、山东半岛这样的地方登陆并展开作战阵型。
以中国人在空军上的优势,登陆作战时对于陆军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而到1918年为止,日本陆军虽然从法国获得了几架较为先进的飞机,但是还没有形成仿造能力。而即便是法国最先进的飞机,法国人也认为性能不会超过中国外销飞机太多,而和法国一样,中国最先进的飞机同样是不许出口的。
而这还不是最让日本陆军感到头疼的,更加让日本陆军难以忍受的是,中国人不仅仅在制造战斗机和培训战斗机的飞行员,中国人还在制造农用飞机和商用飞机,并已经开始在民间培养飞行的后备力量了。就目前为止,日本陆军不仅不能批量的制造和中国先进战斗机相当的飞机,连培训飞行员的计划也大大的落后于中国了。
三年前中国能够独立飞行的飞行员大约不会超过五百,但是现在至少已经超过1500人,相比之下日本连150人都不到,还要分为陆军飞行员和海军飞行员。
这样一来,关东州的地位就显得相当尴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这里必然是守不住的,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说,应当直接放弃关东州。只是,陆军借着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干脆利落的撤走了关东州的驻军,直接将关东州的防务交给了海军。
海军自然也是不肯派出军队驻守关东州的,以防止失去关东州的恶名落在自己头上,于是关东州便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地区。当然,这对于外务省来说倒是一件好事,正好可以以此同革命委员会进行交涉,以换取对方不在关东州附近驻扎军队。
关东都督府变更为关东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去除日本在当地的军事强占色彩。也是日本政府默认,关东州将会和平交还给中国的开端。当然,这种交还并不是日本政府的心甘情愿,只不过是日本上下经过仔细考量后认为,他们并无能力强占此地而已。
只是,虽然日本政府明了关东州的回归不可避免,但是他们依然想要通过政治上的手段保留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乃至为日后的卷土重来打下基础。所以外务省派了林权助担任关东厅首任长官,寄希望于这位外交精英能够交好中国人,保留日本在旅顺、大连乃至南满的影响力。
按照原敬主政时的对华政策,日本应当以怀柔的方式交好中国的政商精英,从而换取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亲近,一如日俄战争之前。但是很显然,原敬下台之后,代表藩阀政治上台的寺内并没有这样柔软的身段,应该说依赖于强硬姿态赢得国民和军方支持的军人首相,在外交思想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
就林权助看来,寺内首相的外交完全就是投机主义者,他既希望用强硬姿态赢得国民的支持,却又想要通过秘密外交和中国达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外交思想下,上海的外交官才会纵容侨民在这样不恰当的时候挑衅中国人,但是军方却又不敢在上海做什么,以防止激怒英国及其他列强。
“这简直是搬起了石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站在官邸窗口注视着旅顺湾的林权助喃喃的说了这样一句。
关东厅长官官邸原本是1900年沙俄关东州厅长官阿列克塞耶夫中将修建起来送给侄子启里尔亲王的生日礼物,这座建立于白玉山南麓的俄式别墅,在日本人接手后就成为了总督府、都督府和现在的长官官邸。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一贯习惯于将俄国人在关东州的痕迹抹去的日本人,完全保留了这座别墅的俄式装修,红色的波斯地毯,紫色的天鹅绒落地式大窗帘,古铜色的柜橱、写字台、梳妆台和穿衣镜等家具,一如俄国人停留在这里的时光。除了在庭院中种了许多樱花,从而让这座别墅多了几分日式的情调。
站在林权助身后的船津辰一郎,和林权助同时调任于驻奉天总领事兼关东厅外务部长,虽然听到了外务省的老前辈说了什么,但他还是装着什么也没听到,默默的站在那里注视着窗边的紫色天鹅绒。
只不过林权助似乎猜到了这位后辈心里的想法,他转过身来看着他说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装作听不见可不行。你对于上海总领事馆的做法,难道什么意见都没有吗?我记得之前你出任的是驻南京领事,不可能不了解上海总领事馆内的情况吧?”
40出头的船津辰一郎摊开双手无奈的对着上司说道:“林长官,上海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上海总领馆同样也是如此。特别是随着南满地区为中国人完全控制之后,那些陆军富有野心的年轻参谋和企图煽动满蒙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浪人们,一下就失去了人生目标。
我想您不会不了解,陆军的年轻参谋们一直都想着再来一场如甲午、日俄这样的陆上大战,从而为自己铺就通往将级的光明大道。环顾东亚,现在还能让陆军作为对手的也只有中国了,毕竟陆军不能游过大海去打印度支那,而且法国人也不好惹。
至于那些浪人们,他们不过就是想要效法前辈,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罢了。就像他们的前辈在朝鲜、在满洲做的那样,在这样的冒险中成为国民的英雄,最终赢得名利成为新的暴发户。
革命委员会在满洲、蒙古的统治越来越牢不可破,接下来他们又将要把华北地区纳入掌握,于是中国尚可以冒险的地方就剩下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了。
从中国历史上去看,若是南方能够守住淮河一线或是长江一线,南北分治并不是不可能。当然,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现在的南方根本不能守住淮河或长江一线,但是长江流域毕竟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如果英国人和我们能够联手控制住长江一线,禁止国民革命军南下,那么就可以营造出这样一个南北分治的局面。
上海虹口事件,虽然是一些侨民试图扩大日本在上海的势力,但恐怕也是那些野心家和冒险家们试图借此让日本加强在长江一线的力量,为之后中国的南北分治打下基础吧。否则,驻上海总领事馆就不可能做出这样不可理喻的举动。”
林权助沉默了数秒之后,这才接着问道:“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中国人送来的通牒?”
船津辰一郎思考了许久,方才说道:“王永江送来的通牒其实就是革命委员会向日本政府表明了立场,他们想要通知的对象不是我们,而是东京的寺内首相和本野外相。假如中国人真的要动用武力强行接管关东州的话,那么我们根本抵挡不住。当然,中国人先送来了通牒而不是派出了军队,说明革命委员会,不,共和党现在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和我们撕破脸。”
林权助抬头注视着对面墙上的尼古拉二世画像,看了好久才说道:“其实我倒是觉得,共和党恐怕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日合作视为建立东亚秩序的基础,否则他们就不会如此果断的给我们下这样的通牒。要是在1911年之前,这样的通牒已经可以成为一场战争的借口了。”
船津辰一郎默然无语,他心中默默的腹诽道:“但现在已经不是1911年了,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向现在的满洲发起一场轻率的战争了。只要瞧一瞧中东铁路沿线不断树立起来的烟囱,就知道现在的共和党能够动员起多大的力量。”
林权助停顿了一会后突然又说道:“你说,现在的尼古拉二世在想什么?他会不会后悔资助了吴川?让日俄两国数十万军人的雪都白白流淌在了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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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深刻的印象就是,原来东方也能组织起这么大型的公众活动,不同于赛龙舟之类的节日活动,而是有组织有秩序的观赏比赛;第二种印象就是,原来东方人在运动天赋上并不是不及西方人,比如中国东北及北朝鲜参与的比赛队伍,在足球和田径运动中都表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体育表演。
这场运动会还带来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那就是中国国内的收音机销售量突然比上半年暴增了十倍。过去几年内革命委员会对无线电广播设施的大量投入,使得东北各县和华北各大城市都建立起了政府或商业广播电台,这么多电台已经能够给听众带来了大量的新闻和娱乐内容。
如果说,过去买一只收音机不过是为了研究无线电或炫耀自家的财力,那么现在购买一只收音机的人,更多是为了消遣。某些新工人拿到工资的第一天就是先去购买一台价值12元的矿石收音机,然后在晚上或休息天的时候听广播电台。
当然,如果有的人对无线电技术比较了解的话,大可以自己购买矿石收音机的配件自己组装,那样9到10元也就足够了。
如果是家庭使用的,则会购买三灯或五灯收音机,这样的收音机OTg2NTc=不仅声音响亮清晰,也很适合全家人晚上坐在一起收听广播以为娱乐。不过这样的收音机就比较昂贵了,最便宜的三灯收音机也要5、60元,五灯收音机则至少在120元左右。最好的9灯收音机则超过了400元,几乎是普通小学老师一年的工资了。
不过和国外的收音机相比,国产的收音机却又显得相当便宜了。国外豪华版的橱柜式收音机要800-900银元,五灯或六灯的中等档次收音机价格是400-500元。除了那些在战争景气中赚到了大钱的工厂主或买办商人,很少人会去买英美产的收音机,因为这些外国产的收音机除了价格高昂外,质量并不见得比国产的收音机更好。
正因为中国产的收音机质优价廉,所以各国从中国采购的广播设备和收音机每年都在增加,去年中国出口的广播设备和各类型的收音机及配件,总价就达到了7679万美元,美国进口了一半以上。中国的通讯产业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如此迅速,美国和德国的电气工程师的帮助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之前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地区搞的有线广播太过成功,因此许多人还没有改变思维,城市居民在上下班的公共场所或乡村居民在晚上听一会免费的公共广播,他们就已经满足了,不愿意再花钱去购买收音机了。
但是随着运动会的召开,商业广播电台开通了现场广播节目向听众直接广播比赛后,无法前往现场观看的人们突然就出现了对于收音机的热切需要。不管是在工厂、家中、道路上,还是田野、山林和列车中,只要是能够接收到无线电波的地方,他们都能够通过一道电波和赛场上的观众一起关注比赛,这是一种极为激动人心的体验。
凭借着这种莫名的情绪,国内的收音机销售数量第一次突破了月销售10万台这个数值。而相比起南方,东北和山东地区的民众对于通过收音机去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显得更急切一些。
当吴川参加了闭幕式并宣布本届运动会结束时,站立在会场上的观众和赛场上的运动员们都久久站立在那里不愿退场,大家都在怀念着这一个月来在这所宏大的体育场上留下的汗水、笑声和激情,这是他们在过去生活中所没有感受过的集体活动。
不管革命委员会举办这场运动会的初衷是什么,这一次的长春运动会都给予了革命委员会超出预期的回报,东北、内外蒙古和山东地区的民众,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向心力显然加强了。革命委员会能够带领他们摆脱被帝国主义欺凌和殖民的命运,重新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来过长春的民众从来没有比这一刻更加的坚信不疑。
中国人自信力的增强,对于外国人来说就不是什么愉快的感受了。比如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在1918年关东都督府正式改为关东厅后,这位老牌的外交官就担任了首任关东厅长官。
在过去,关东都督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职位,和朝鲜总督、台湾总督的地位相当,除了接受内阁总理的直接指导外,几乎就是当地可以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了。而这三个职位中,又以台湾总督和关东都督最为吸引人,因为台湾孤悬海外几乎不受大陆影响,而台湾人的抗争也较朝鲜人弱的多。
至于关东都督,虽然管辖的地方不及台湾江浙湖汉北、朝鲜大,但却是三地之中最有前途的,因为关东州可以向南满拓展势力,是日本政府默认的扩张地区。直到1911到1912年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被革命委员会重创,不仅失去了南满这个势力范围,也失去了把关东州从租借地变为领土的可能。
山东和北朝鲜的失败,让日本陆军意识到,想要通过大连强行登陆辽东半岛,还不如直接从南朝鲜半岛向鸭绿江进攻,如果他们在朝鲜半岛都不能取得胜利,那么在革命委员会重兵集结且有铁路作为后勤保障的辽东半岛强行登陆,等于是让陆军将士去送死。
山东一战中国民革命军在一次战斗中使用的炮弹数量,已经彻底打醒了日本军部中的那些将军们,除非他们能够获得海军的舰炮支援,而且还得让中国军队进入到舰炮的射程之内,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辽东、山东半岛这样的地方登陆并展开作战阵型。
以中国人在空军上的优势,登陆作战时对于陆军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而到1918年为止,日本陆军虽然从法国获得了几架较为先进的飞机,但是还没有形成仿造能力。而即便是法国最先进的飞机,法国人也认为性能不会超过中国外销飞机太多,而和法国一样,中国最先进的飞机同样是不许出口的。
而这还不是最让日本陆军感到头疼的,更加让日本陆军难以忍受的是,中国人不仅仅在制造战斗机和培训战斗机的飞行员,中国人还在制造农用飞机和商用飞机,并已经开始在民间培养飞行的后备力量了。就目前为止,日本陆军不仅不能批量的制造和中国先进战斗机相当的飞机,连培训飞行员的计划也大大的落后于中国了。
三年前中国能够独立飞行的飞行员大约不会超过五百,但是现在至少已经超过1500人,相比之下日本连150人都不到,还要分为陆军飞行员和海军飞行员。
这样一来,关东州的地位就显得相当尴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这里必然是守不住的,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说,应当直接放弃关东州。只是,陆军借着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干脆利落的撤走了关东州的驻军,直接将关东州的防务交给了海军。
海军自然也是不肯派出军队驻守关东州的,以防止失去关东州的恶名落在自己头上,于是关东州便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地区。当然,这对于外务省来说倒是一件好事,正好可以以此同革命委员会进行交涉,以换取对方不在关东州附近驻扎军队。
关东都督府变更为关东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去除日本在当地的军事强占色彩。也是日本政府默认,关东州将会和平交还给中国的开端。当然,这种交还并不是日本政府的心甘情愿,只不过是日本上下经过仔细考量后认为,他们并无能力强占此地而已。
只是,虽然日本政府明了关东州的回归不可避免,但是他们依然想要通过政治上的手段保留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乃至为日后的卷土重来打下基础。所以外务省派了林权助担任关东厅首任长官,寄希望于这位外交精英能够交好中国人,保留日本在旅顺、大连乃至南满的影响力。
按照原敬主政时的对华政策,日本应当以怀柔的方式交好中国的政商精英,从而换取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亲近,一如日俄战争之前。但是很显然,原敬下台之后,代表藩阀政治上台的寺内并没有这样柔软的身段,应该说依赖于强硬姿态赢得国民和军方支持的军人首相,在外交思想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
就林权助看来,寺内首相的外交完全就是投机主义者,他既希望用强硬姿态赢得国民的支持,却又想要通过秘密外交和中国达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外交思想下,上海的外交官才会纵容侨民在这样不恰当的时候挑衅中国人,但是军方却又不敢在上海做什么,以防止激怒英国及其他列强。
“这简直是搬起了石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站在官邸窗口注视着旅顺湾的林权助喃喃的说了这样一句。
关东厅长官官邸原本是1900年沙俄关东州厅长官阿列克塞耶夫中将修建起来送给侄子启里尔亲王的生日礼物,这座建立于白玉山南麓的俄式别墅,在日本人接手后就成为了总督府、都督府和现在的长官官邸。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一贯习惯于将俄国人在关东州的痕迹抹去的日本人,完全保留了这座别墅的俄式装修,红色的波斯地毯,紫色的天鹅绒落地式大窗帘,古铜色的柜橱、写字台、梳妆台和穿衣镜等家具,一如俄国人停留在这里的时光。除了在庭院中种了许多樱花,从而让这座别墅多了几分日式的情调。
站在林权助身后的船津辰一郎,和林权助同时调任于驻奉天总领事兼关东厅外务部长,虽然听到了外务省的老前辈说了什么,但他还是装着什么也没听到,默默的站在那里注视着窗边的紫色天鹅绒。
只不过林权助似乎猜到了这位后辈心里的想法,他转过身来看着他说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装作听不见可不行。你对于上海总领事馆的做法,难道什么意见都没有吗?我记得之前你出任的是驻南京领事,不可能不了解上海总领事馆内的情况吧?”
40出头的船津辰一郎摊开双手无奈的对着上司说道:“林长官,上海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上海总领馆同样也是如此。特别是随着南满地区为中国人完全控制之后,那些陆军富有野心的年轻参谋和企图煽动满蒙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浪人们,一下就失去了人生目标。
我想您不会不了解,陆军的年轻参谋们一直都想着再来一场如甲午、日俄这样的陆上大战,从而为自己铺就通往将级的光明大道。环顾东亚,现在还能让陆军作为对手的也只有中国了,毕竟陆军不能游过大海去打印度支那,而且法国人也不好惹。
至于那些浪人们,他们不过就是想要效法前辈,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罢了。就像他们的前辈在朝鲜、在满洲做的那样,在这样的冒险中成为国民的英雄,最终赢得名利成为新的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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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口事件,虽然是一些侨民试图扩大日本在上海的势力,但恐怕也是那些野心家和冒险家们试图借此让日本加强在长江一线的力量,为之后中国的南北分治打下基础吧。否则,驻上海总领事馆就不可能做出这样不可理喻的举动。”
林权助沉默了数秒之后,这才接着问道:“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中国人送来的通牒?”
船津辰一郎思考了许久,方才说道:“王永江送来的通牒其实就是革命委员会向日本政府表明了立场,他们想要通知的对象不是我们,而是东京的寺内首相和本野外相。假如中国人真的要动用武力强行接管关东州的话,那么我们根本抵挡不住。当然,中国人先送来了通牒而不是派出了军队,说明革命委员会,不,共和党现在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和我们撕破脸。”
林权助抬头注视着对面墙上的尼古拉二世画像,看了好久才说道:“其实我倒是觉得,共和党恐怕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日合作视为建立东亚秩序的基础,否则他们就不会如此果断的给我们下这样的通牒。要是在1911年之前,这样的通牒已经可以成为一场战争的借口了。”
船津辰一郎默然无语,他心中默默的腹诽道:“但现在已经不是1911年了,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向现在的满洲发起一场轻率的战争了。只要瞧一瞧中东铁路沿线不断树立起来的烟囱,就知道现在的共和党能够动员起多大的力量。”
林权助停顿了一会后突然又说道:“你说,现在的尼古拉二世在想什么?他会不会后悔资助了吴川?让日俄两国数十万军人的雪都白白流淌在了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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